引 言

　　民國101（2012）年海峽兩岸的年度氣象交流，行程正好相反，9月份大陸先來台、12月份台灣再去大陸參訪。氣象出版社王社長特托衛星中心苟副主任，帶來這本「氣象科技史研究」的新書，本書作者為南京氣象學院（現南京信息工程大學）陳學溶教授所撰著，他和戚啟勳教授（空軍氣象聯隊副聯隊長、中央氣象局簡任技正、中國文化大學氣象教授），是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訓練班的同學。所談內容絕大部分是1950年之前的氣象往事，「這些事」在大陸和台灣，現在兩岸之氣象人都不熟悉，陳教授是當時的見證者，他的記憶力和考證度都很精準，不但將他所親歷的氣象事件記下來，也能將現代人記述錯誤的氣象歷史，以證據加以說明補正。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的陶詩言院士，特為本書寫序，陶院士指出，本書「以中國氣象事業發展為主線，憶人記事，或為親身經歷，或經考據論證，重史實，慎評論」。所謂「近代」是指1840（鴉片戰爭）到1949（國共內戰）年之間；「現代」一般指1949年後（海峽兩岸）時期。

　　有關早期的氣象學會

　　民國83（1994）年10月，為慶祝兩岸同根的氣象學會70週年紀念，來自南京的陳學溶教授，在北京時特向來自台灣參訪團的陳泰然理事長，交流一篇有關我國氣象學會的歷史文章。經理監事會討論，「中國氣象學會早期事略」，是兩岸雙向交流後，作者提供全文照登在學會會刊（民國84年，36期1號）的大陸文章。這「早期」是指民國13（1924）到38（1949）年共25年的學會歷史。

　　這是一篇我國很珍貴、有意義的「學會歷史文獻」。很多的人、事、時、地、物，包括前後共16屆理事會的：「名譽會長、會（理事）長、副會長、理事、總幹事、幹事、總編輯、編輯幹事、編輯委員、特約編輯，學會所在地」；每屆年會的：「召開地點、主持人、出席人數，宣讀論文的篇數、作者、論文題目」；及學會的氣象刊物，有民國14（1925）年的「中國氣象學會會刊（第1卷起）」、民國24（1935）年7月改為「氣象雜誌（第11卷起）」、民國30（1941）年更名為「氣象學報（第15卷起）」，前後共出過20卷的經過，陳教授均一一查出。創會早期時其出刊較正常，到抗戰、內戰期間，不管年會改選或期刊都較無法正常運作。但從這些內容，還是能與在台復會的氣象學會，聯繫起密切之關係來。

　　中共新政權成立以後，大陸重新組建「軍委氣象局」，五年後轉為「中央氣象局」；也召開過新三屆及第十八屆的氣象學會大會，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央氣象局被併入軍方系統；氣象「學會和學報」被迫中輟13年之久，到1979年才全面恢復。後來他們將1950年起的兩位理事長，竺可楨的任期統稱為第17屆、趙九章的任期稱為第18屆，這樣就能接續到國民政府時代氣象學會之屆數。1978年大陸迎來「科學的春天」，各種學會恢復運作，1978年先補選葉篤正博士為氣象學會第18屆、再選出第19屆的理事長，並嚴格規定每屆改選之任期為四年；而「氣象學報」則接原卷數出刊，這樣也和民國時期的學會學術期刊接上關係；大陸從2002年伍榮生任理事長起，氣象學會才開始每年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聯合十來個專業委員會同時舉辦「學術研討會」。

　　民國44（1955）年，在臺灣的氣象界先將「氣象學報」復刊，交由「軍民聯合預報中心」編輯出版，但從第1卷開始，民國47（1958）年8月在臺灣省氣象所，中國氣象學會再復會，並再選出創會時的蔣丙然教授，為復會的第1屆理事長，每年一定召開一次會員大會，稱之為一屆。兩岸的氣象學會淵源是相同的，在前25年只有一個，1949年之後，北上北京及南下台北各自發展，從1950到1981年間，兩岸氣象界沒有任何往來；民國71（1982）年先在海外的馬尼拉，民國78（1989）年在香港以兩岸為主的國際研討會，到民國83（1994）年借著創會70週年，建立雙向直接交流，「氣象學會」成為兩岸氣象界溝通的紐帶。

　　有關竺可楨與氣象教學及研究所

　　竺可楨與胡適等，是「庚子賠款」第二屆留學美國的，原在伊利諾大學得「農學碩士」學位，後在哈佛大學以研究遠東颱風得「氣象博士」學位。民國7（1918）年回國後，先後在：「武昌高師、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和中央大學」等高等學府執教近十年，於東南大學創地學系（含氣象組）為系主任，最早為我國培訓大學的氣象（地理）專業人才；民國16（1927）年12月應蔡元培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觀象台」負責氣象部份之籌備工作，民國17（1928）年2月因此辭教職，全心投入擔任氣象籌備主任（以後任所長）。由於陳學溶是氣象研究所訓練出來的學生，所以本書有一半以上的文章，都與他的恩師竺可楨有關。

　　蔣丙然和竺可楨兩位博士，是我國氣象界的第一代宗師，蔣丙然長期在北方（北京、青島），晚期（民國35年12月之後）在台北最早開啟台灣大學的氣象教育；竺可楨回國後就以大學的氣象、地理之教育為主，建立氣象研究所後也開辦氣象學習（訓練）班（共四期），故竺可楨培養出的人才，往後對我國的氣象地理教育、作業實務之影響較為深遠。在大學裡教出的學生中：黃廈千、胡煥庸、呂炯、張其昀、朱文榮、陸鴻圖、鄭子政、李鹿苹等；在氣象訓練所訓練出的學生中：史鏡清、殷來朝、徐寶箴、趙恕、畢夢痕、鄒新助、瞿邃理、陳學溶、許鑑明、顧鈞禧、楊鑒初、嚴之永、戚啟勳、曾廣瓊、斯傑、楊則久等，這些人不管留在大陸或因抗戰進入空軍而來到台灣，對兩岸氣象界（不管教育、作業）的貢獻均有目共睹，我們這些後生小輩們，與第一代的宗師也脫不了關係。

　　本書所收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應是陳學溶教授選自「竺可楨傳」，他所撰寫的第三章：「為中國現代氣象事業奠基」。竺可楨是中央研究院於民國37（1948）年所選出的第一屆院士，在我國學術地位很崇高。雖然蔣先生曾派蔣經國親去請他，傅斯年也為他在台大安排教授職缺，不過他並沒隨政府南下轉進來台，選擇北上就任由中央研究院改稱之「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受到周恩來下令保護的少數學者之一，除不能再管事，「實際衝擊」並不大。竺可楨除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外，民國25（1936）到38（1949）年還擔任浙江大學的校長。抗戰爆發後，除主持搬遷校、所這兩單位，他還設法將杭州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全國僅存的三套之一），完整內遷並完壁運返交還浙江省政府。在中央氣象局沒有建立之前，氣象研究所等於兼辦全國的氣象業務，包括：推動氣象台站規劃建設、天氣預報與服務、開展氣象科研與期刊出版、參與國際合作與高山（泰山、峨眉山）觀測等等。竺可楨還為我國第一位因觀測而殉職的氣象同仁，向中央研究院爭取設立「史鏡清紀念基金」，曾辦過徵文比賽並刊登出來。可惜不解的是兩岸分離之後，中央研究院在台復院、復所，六十年來又新建立那麼多的新研究所，而氣象的災變對「國家經濟建設、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是如此的為害重大，但中央研究院成立時就有的「氣象研究所」，居然到現在一直無法完整地復所，實在令氣象界感慨與不解。

　　有關早期氣象觀測及預報

　　氣象雖很古老，我國古人也早就總結出「二十四節氣」的經驗，但數據化的觀測是與近代科學儀器的發明，才同時發展起來的，致於氣象理論的蓬勃發展則是二十世紀的事。十九世紀末，號稱遠東三大觀象台：上海（法國）、香港（英國）、青島（德國），均掌握在外國人手中；十九世紀70年代起，我國在沿海、沿江之商埠、燈塔、島嶼，曾設立過50餘處的海關測候所，但管理權操在英國人的總稅務司手中；我國政府真正有氣象觀測事業，是民國元（1912）年所成立「北京觀象台」，民國2（1913）年7月1日，蔣丙然博士掌氣象科開始正式觀測，這是國人正式創建現代氣象事業的開始；民國10（1921）年，竺可楨在東南大學（後中央、南京大學）創辦地學系（內含氣象專業），就在該校的農場創設「南京氣象觀測站」，當時他就有在「北極閣」建觀象台之構想，到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成立才如願。民國13（1924）年，政府任命蔣丙然為台長，正式才由日本人手中收回，原由德國人所興建「青島觀象台」之主權，當年10月10日成立「中國氣象學會」；原北京觀象台之業務，則於北伐成功之後，民國18（1929）年，由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正式接收。

　　在氣象研究所成立之前，為德航要開闢遠東航路「了解氣象」，曾委託瑞典大探險家斯文赫定，組織「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1927-1933）」，重點是新疆、甘肅、內蒙古一帶的氣象觀測（中方參加者主要為劉衍淮、李憲之），1927-1930於西行沿途及所設氣象台中，施放過400多次的測風氣球（用經緯儀的高空風）；負責氣象的郝德博士第二次來華（1931年5月），攜來當時先進的「氣象風箏」，由第二批參加的徐近之、胡振鐸負責，1931年在內蒙古施放過123次，但這些資料可惜未能在我國保存下來。任務告一段落，這批儀器（風箏、氣象儀、鋼絲、繞絲機）於民國21（1932）年6月，以約500美元轉售給氣象研究所，但因南京上空飛機過往頻繁，施放對飛行易生危險，明令禁止；故委託清華大學氣象教學兼氣象台台長的黃厦千負責，民國21（1932）年9月27日北平第一次獲得氣象風箏的紀錄，民國22（1933）年9月8日上午9時許，因上空風向突變，風箏墜落，鋼絲牽線掛在高壓裸線上，史鏡清成了為觀測而觸電犧牲的第一位氣象人。氣象研究所成立，從民國18（1929）年起，就積極籌辦「高空風觀測」。因此我國最早保存的高空風記錄，是民國19（1930）年1月18日起，在南京北極閣所測得的，5月份起開始在北極閣施放「探空氣球」，以得高空各層的氣壓、溫度及濕度。「氣象風箏」的觀測則如前所述，才改在北平（京）執行；同時氣象研究所也和中國航空公司及空軍合作，從事飛機的氣象觀測，這是抗戰爆發之前的特殊觀測，主要執行者在研究所是朱文榮（國華）、空軍飛行員為羅機。

　　蔣丙然和竺可楨在他們負責南北不同氣象機構期間，對國內氣象站的建制，都有規劃及建議。氣象研究所直屬有北平等28個測候所，陳學溶將各所的工作人員一一找出，其中以西藏拉薩（1934/07-1941/12）的建站，最能代表竺可楨對我國氣象事業的苦心。可惜的是，因國家沒有真正的統一，內鬥、外患、內戰不斷，雖然中央氣象局（1941）已成立，並接下原氣象研究所代為處理的業務及測站，但在1950年之前的中國大陸，氣象台站尚不普遍，內戰後由「中共」接收時，才只有100多家而已。當時建制最完整的氣象台站，反而是由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台灣省氣象局」，到目前台灣新建有人的氣象台並不多（金門、馬祖可為代表），但後來新建的自動雨量（含氣象）站已完成，大陸方面曾有來台灣參觀學習經驗。大陸在論及涂長望擔任其軍委（中央）氣象局局長的功績時，「廣為建設氣象台站」被排在第一（達1500多家），目前大陸傳統台站已達2600家左右，已是每縣市都有氣象局的局面，所以大陸的氣象局實行「雙重領導」，各地（省、市、縣）氣象局的實質建設，和各縣市政府的重視支持度大有關係。

　　陳學溶教授指出，在我國光緒33（1907）年，法國人掌控的徐家匯觀象台，開始從事短期天氣預報，該台漠視我國的主權，越俎代庖發布「天氣預報和颱風警報」近半世紀之久。抗戰勝利後政府派鄭子政，未能收回徐家匯觀象台，到1950年代才由中共收回主權，就是現在的「上海市氣象局」。蔣丙然前輩是最早發布天氣預報的國人，民國5（1916）年在北京觀象台，開始每天繪制天氣圖，並據此作出天氣預報公諸於世。其後，「青島觀象台」和張謇私設的南通「軍山氣象台」，也曾有過天氣預報與服務。氣象研究所成立之後，竺可楨透過致函東亞建台最早，時任「馬尼拉觀象台」的台長Father Selga（哈佛大學同學），介紹沈孝鳳、黃廈千前往該台見習，實習天氣圖繪制和天氣預報的技術。兩人回國後開始繪制天氣圖，民國18（1929）年元旦試作天氣預報；民國19（1930）年元旦起，正式發布天氣預報、颱風警報及其服務的工作。除送中央廣播電台播發外，還刊登於次日的中央日報，以後各報也要求「比照刊登」，軍政部航空署、滬蓉（後改組為中國）航空公司，每日亦派人前往氣象研究所索取「書面的天氣預報」。氣象研究所的天氣預報業務雖開展較遲，但經不懈的努力進步很快，到民國26（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其影響所及，已足以取徐家匯觀象台而代之。

　　有關早期中央氣象局

　　十九世紀中葉的克里米亞戰爭，事後對「有關風暴」的追蹤，發現如果「通信」能改善，則氣象觀測的資料只要掌握時效得當，就很有「實用的價值」，所以1870年左右，為大眾服務的國家氣象機構，最早在歐美國家先行成立，遠東國家以日本（最先維新改革）、菲律賓（美國屬地）較早。我國常態性的中央氣象局在1941（民國30）年才成立，足足相差達70年之久，氣象研究所兼辦時也差了快60年，就是中央觀象台成立也晚了40多年。

　　由於當時我國的測候機構、領導體制、業務制度，皆很混亂各有一套。為了盡可能一致，竺可楨所長呈請中央研究院出面，先後三次在民國19（1930）、24（1935）、26（1937）年，邀請20多個有關部門、單位，召開過「全國氣象會議」，針對共同關心的氣象測候的：建制、等級、管理、經費、儀器設備、觀測規範、時制、符號、用語、電碼、人員培訓等，進行交流討論，並作出相應共同遵守的決議。這段時間氣象研究所還培訓了四期，有100多位測候骨幹人員到全國各單位。但氣象研究所只是一個研究機構，要承辦全國性的「氣象行政」工作，實在力有不逮也與體制不合。所以在民國26（1937）年4月2日，第三次的全國氣象會最重要的建議案，就是「為促進和健全我國氣象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有成立全國氣象行政機構，以統一事權的必要」。並決議由：氣象研究所、交通部航政司、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航空委員會、江蘇省測候所等五個單位，進一步討論此事。5月1日正式呈請國民政府積極籌設「中央氣象局」。沒想到兩個月之後，七七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籌設中央氣象局之議，只能被「擱置起來」。

　　抗戰爆發全國內遷之後，戰爭進入「戰略持久」階段，有關大後方「興建氣象測候網」和「統籌全國氣象行政之議」，再度提到議事日程。經最高國防委員會討論通過，國民政府遂訓令行政院，於民國30（1941）年3月11日，召集：交通部、教育部、農林部、財政部、航空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行政院派代表參與討論，決議贊成建立「中央氣象局」，直隸行政院，但要與中央研究院密切合作。本來竺可楨曾主張：「將中央氣象局的任務交由氣象研究所代辦，以節約經費，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當時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也同意。但行政院某高層認為，中央研究院「不應管理行政事宜」，決定中央氣象局單獨建立。7月15日「中央氣象局組織法」在行政院第523次會議通過，全局員額才只有45人，比兩年前成立的「福建省氣象局」還少。局長一職行政院原商請竺可楨兼任，但竺可楨的校長、所長已有兩重任在肩，堅辭不就。行政院蔣中正院長遂於10月15日，正式認命中大教授黃廈千博士為局長，10月20日黃局長到職視事，27日正式啟用「關防官章」，是為該局成立之始。

　　中央氣象局和氣象研究所之分工，主要：氣象行政、氣象電碼和天氣預報廣播、作業中的測候所、測候網之規劃建設，歸氣象局；氣象研究歸研究所，並得繪製天氣圖及保留氣候工作。可惜中央氣象局一成立，人員就欠缺，特別是骨幹的科長級人物之任命，非常不順利，黃廈千與有關單位的相處也不佳。導致才一年多，就由呂炯（慰光）於民國32（1943）年4月，接替為第二任局長，他還由氣象研究所帶來：盧沃、程純樞、曾廣瓊等人。竺可楨擔任所長時期，但他更多的精力須放在浙江大學，研究所裡的工作就委由呂炯多擔代的；民國33（1944）年5月，在西南聯大的趙九章博士，被調來氣象研究所代理所長一職；重回中央大學的黃廈千，民國33（1944）年8月，氣象專業脫離地學系，升格為全國第一個氣象系，就由黃廈千出任該系首任系主任，到1950年代初期才離開大陸。

　　有關早期空軍氣象

　　陳學溶是民國24（1935）年3月，由氣象研究所學習（訓練）班第三期畢業，被分發到山東泰山測候所工作，同班同學中有很多人後來進入空軍，他差一點也加入（航委會曾發委任令，但建制上一天也沒離開過氣象研究所，曾有協助空軍機場參與觀測一年），後來同期來到台灣的同學，如：斯傑接盧楨為台灣獨立第551氣象中隊長、嚴之永是空軍氣象組組長、許鑒明在海軍、楊則久航政司氣象科、戚啟勳對氣象教育影響最大，（著書開出版社專出氣象書籍，也介紹大陸氣象書出繁體字版）。在大陸人較多，如：楊鑒初是中科院大氣所四大金剛之一，顧鈞禧先在民航局後在氣象局及氣象出版社，陳學溶後來長期在南京氣象學院任教。有關氣象研究所訓練的四期畢業生中，陳學溶考證有21位進入空軍。

　　我曾提供王時鼎學長一篇文章，引起陳教授寫「我所了解到的國民黨空軍氣象前輩的點滴事迹」，這是空軍測候（氣象）訓練班沒有成立前（及之後），有關空軍氣象早期來自：「北京觀象台、青島觀象台、氣象研究所、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山東大學、西南聯大」很重要的人事，及有關單位及工作紀實。除前述之同學外，陳教授指出其他重要人物（來台者為主）有：空軍氣象三巨頭之劉衍淮（春舫）柏林大學博士，由清華大學進入中央航校，以後長期主持空軍氣象教育；朱文榮（國華）和陸鴻圖（展叔）畢業自東南大學，均從氣象研究所進入空軍，朱在抗戰期間主持氣象業務，空軍總司令部成立出任氣象處處長，來台後曾任精簡業務後的中央氣象局局長，陸則擔任為期7年第一任的氣象總隊長。高振華、陳嘉炎畢業自北京觀象台的訓練班，最早進入航空委員會，是空軍氣象的大老，兩人均來台灣。徐寶箴（康明）空軍氣象訓練班第三任主任，中央氣象局簡任技正；畢夢痕氣象處副處長、鄒新助氣象聯隊組長，趙恕（原名樹聲）在大陸任第五氣象大隊長，在昆明因盧漢叛變，只差一夜未能來台，瞿邃理長期擔任陸鴻圖的助手，殷來朝任氣象聯隊副聯隊長、民航局飛航服務總台副總台長。蕭強（祖忠）在大陸是氣象大隊長，來台擔任氣象局主任秘書；盧楨抗戰勝利後出任台灣551氣象中隊長，之後長期負責台電的人造雨工作。魏元恆來自青島觀象台，為空軍氣象中心第一任主任、氣象班副主任，退伍後任氣象局研發室主任；曹淦生也來自青島觀象台，為空軍氣象中心第二任主任。薛繼勳畢業於中央大學任職於氣象總隊，曾任台大氣象教授；徐應璟也畢業自中央大學，空軍氣象中心第三任主任，病逝於副聯隊長任內；童文海也畢業自中央大學，離開空軍後負責台糖的氣象業務；另一位沒提及的胡三奇也來自中央大學，可能原來不是氣象專業，有在氣象班當過教官及空軍官校物理教授，退伍回母校擔任大氣物理系主任及中大教務長。陳學溶教授提到，民國27（1938）年，由西南聯大第一期畢業六位中，萬寶康、亢玉瑾、鍾達三、謝光道四位進入空軍，另兩位後來去向不明。萬寶康原是山東大學但畢業於西南聯大，擔任氣象聯隊副聯隊長，和魏元恆職務互調，後來接劉衍淮為第二任班主任，空軍官校改為四年制，被借調到教務處，副教育長退伍後，轉任文職教授；亢玉瑾當過氣象大隊長及氣象班教官，來台副聯隊長退伍，是台大大氣科學系第一任主任及台大總務長；鍾達三當過氣象班教官，來台後轉到民航公司，長期在東南亞工作。

　　陳學溶教授提及，中央大學及西南聯大氣象專業生各有十位，於抗戰期間進入空軍，後來當然有更多的人留在大陸，大部份轉入軍委（中央）氣象局，少部分留在他們的空軍，如謝光道後來留在他們空軍氣象擔任要職；不少人進入教育系統，如民國34（1945）年中央大學氣象系第一屆唯一的畢業生王鵬飛，在空軍氣象訓練班當過教官，教過第七、八期學長們；奉涂長望老師指派，王鵬飛參與在南京氣象學院的建校並長期任教，現在大陸氣象局鄭國光局長，就是他主導「大氣物理專業」的碩士生。

　　有關早期氣象高考及民航氣象

　　現在要進入中央氣象局或民航局的氣象工作者，自「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廢除之後，非高、普考的管道不可。王時鼎主任曾提及，早期空軍氣象有不少人高考及格，彭立博士還得過該年度的「高考狀元」，當過台北（航空）氣象中心主任的林鞠情、曾憲瑗兩位學長，就是因高考及格而轉任民航局工作的。

　　我國是五權分立的國家，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一共舉辦過18次的「高等文官考試」，其中「氣象」屬建設類，前後只舉辦過那唯一的一次。陳學溶教授有詳細的說明經緯。民國30年中央氣象局正式成立，必須進用合格的「國家公務員」，黃厦千局長向考試院提出員額需求，第二年的第九屆國家文官考試正式將氣象列入，並聘請：呂炯、黃厦千、朱炳海等先生擔任典試委員，除共同科目外，氣象類必考專業科目為：「氣象學、氣候學、實用氣象學、大氣熱力學、天氣預告學」，可見當時動力氣象及數值預報，均尚未進入實質的發展階段。在大陸這唯一的氣象高考，一共有五位錄取：「王華文、徐爾灝、孫月浦（女）、陳其恭（女）、陳學溶」，除陳學溶外，其他四位均是中央大學氣象專業的畢業或應屆生，王華文、孫月浦和萬寶康是山東（現在的海洋）大學的同學，而且是夫婦檔，抗戰勝利後，政府派在氣象局工作的王華文（彬華），回去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青島觀象台」並任台長；共軍「解放」青島後，觀象台為共軍所占領，王華文被留下訓練他們的海軍氣象人員，以後轉任海洋大學氣象教授，並著有「海霧」英文專書。陳其恭和陶詩言是同班同學，留美後返大陸；徐爾灝後來留學英國，是位動力氣象學家，後來擔任南京大學氣象系主任，不幸1970年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劉昭民曾在學會的會刊為文，介紹包括徐爾灝在內的大陸五位英年早逝的氣象學家。陳學溶是其同學楊鑒初和徐延熙邀他一起報考，結果楊、徐反而沒報名，陳學溶考上也受完訓，並沒到中央氣象局工作，還是留在氣象研究所。

　　「軍事和航空」因需求性質不同，常獨立於國家氣象服務機構之外。軍事方面以空軍為主，另民航機的「氣象保障」是很重要的一環，所以早期成立航空公司必須要有「氣象人員」的編制。民航開始興起後，大陸在抗戰前主要的航空公司有中國（原滬榕）、中央（原歐亞）兩家，抗戰勝利後則新成立「民航空運隊（CAT）」，實際管理權均在外國人手中。陳學溶先在氣象研究所工作，雖沒進入空軍但參與民航氣象的工作有年，所以也寫了「中國航空公司氣象史實梗概」和「中航氣象工作者紀事」，這兩篇重要的民航氣象（含航線）文章，中航氣象人員曾高達40多位，大部分為浙江大學、西南聯大、中央大學的本科生，氣象研究所有4位，這在當時我國氣象人員不多的情況下，中國航空公司也是一個氣象人才的集中所。民國38（1949）年11月9日香港的兩航事件，部分氣象人員到美國留香港去台灣，大部分回大陸，其中有25位長期在氣象崗位服務。在台灣CAT的氣象負責人就是王崇岳教授，中華航空公司創立時，有5位氣象人員來自空軍氣象班八期學長，現在民航氣象的服務工作，統一由民航局氣象中心提供。

　　有關一些氣象人物的回憶及其他

　　在這本書，陳學溶談到的氣象人物相當多，主要集中在民國元年到38年之間，憶及最多的是恩師竺可楨博士。包括他人論及有誤之處，像近年我國算很早出版的氣象史，劉昭民之「中華氣象學史」，對氣象研究所和氣象學會的論述若有誤，陳教授根據「竺可楨日記」或他親歷均一一指正出來。其他專篇有提及的人物有：蔣丙然、涂長望、石延漢、盧沃、呂東明、黃廈千、朱文榮等。

　　由於陳學溶出身自氣象研究所，竺可楨創所及兼長浙大，投入行政業務耗時較多，在大陸稱氣象研究所時期，是在涂長望和趙九章兩位服務期間，研究較有成果出現。在國共對立期間，明顯「反國親共」的學者就是涂長望，所以新政權成立就由他出任局長，這很正常而且很受推崇，可惜1962年就過世，但若活過1966年之後的文革歲月，他的命運就很難說了？呂東明是位「地下黨員」，其任務主要就是要策反中央氣象局呂炯局長，無論如何？不能和政府播遷來台，他後來是中共初期空軍氣象很重要的負責人。盧沃曾經和陳學溶幾位同仁，抗戰初期曾為空軍服務過，他們編制還在研究所但薪金改由航委會發放。朱文榮是他的測候學老師，也是我國「高空測候」的開拓者，90高壽時國內氣象界曾為朱前輩出過紀念文集。石延漢是福建省氣象局、也是台灣光復後的第一任局長，回大陸被勞改20年，不幸在釋放返家途中，遭遇車禍死亡。黃廈千是清華大學氣象專業的開拓者，中央氣象局首任局長、中央大學氣象系第一任系主任，在1950年初離開大陸到香港，沒來台灣幾年後去了美國，在大陸幾乎不提他，但黃廈千博士在我國氣象史，絕對有其歷史地位。

　　後 記

　　民國100（2011）年6月下旬，我到北京正逢「京滬高鐵」通車，第二天就搭乘到南京，希望見到陳學溶和王鵬飛兩位前輩，他們是氣象學會成立75週年（1924-1999），「氣象尋根之旅」時所拜會過的先進，這兩位前輩對我國氣象史志都很有貢獻，當年陳教授還陪我參觀北極閣「氣象研究所」舊址。大陸氣象界在王教授八十及九十華誕時，均出版「王鵬飛氣象文選」，有關氣象史的內容非常廣泛豐富，可惜當年（2011）3月份王前輩就仙逝，不得再相見。在我離開時陳學溶前輩特送我一本「餘熱集」，共收集34篇文章，這次氣象出版社所贈的「中國近現代氣象學界若干史跡」，正是該集的正式書名，一共38篇文章，其中有關黃廈千一文，是民國93（2004）年10月和他在北京再見面時提及，陳教授有感當月底就完成初稿，並徵求很多人的意見，到2012年3月25日完成修訂稿；台大氣象系王崇岳教授，曾捐款在我們氣象學會，設「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得獎人還必須在氣象學會的年會上作學術報告；而劉昭民會友也曾在我們學會的會刊（43期）上，發表有關「黃廈千博士與中央氣象局之成立經過」的文章。

　　陳學溶教授民國5（1916）出生於南京市，和葉篤正院士同齡，他們是不同典型的氣象人；陳19歲從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畢業，就投入泰山觀測的實務工作，曾兩度支援大陸時期的空軍氣象，氣象研究所之測站移交給新成立的中央氣象局之後，他是極少數回到研究所之一，28歲進入中國航空公司，曾任上海龍華氣象台台長，1949年之後被調到共軍華東氣象處工作，1954年10月調大陸恢復建制之中央氣象局（原軍委氣象局）系統任職，期間參與「民航氣象」規劃建制工作，1972年56歲時調南京氣象學院，此後有比較重要的學術論文發表，也參與學會恢復後的一些活動，是實際參與各種不同氣象單位有實務經驗的氣象人，可說是少數「氣象史志」的活字典。陳教授的這本書，重點在回顧並記述1950年之前「有關的氣象事」，這正是目前兩岸氣象界，不太清楚或被遺忘的「中華民國氣象史」，很重要的一段歷史片段的組成元素。

　　重要參考文獻

　　陳學溶（2012）：中國近現代氣象學界若干史跡，（38篇268頁），氣象出版社。

　　【民國102（2013）年2月25日完稿，11月02日修訂】

 

　　葉 文 欽           

　　（空軍氣象退伍、學會秘書處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