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北郊德胜门外祁家豁子三号楼，既是办公楼又是宿舍楼，使用单位有七八个之多。1966年7月1日中科院党组批准将三号楼部分房屋交由大气物理所使用，不久我们的办公室就从中关村原地球物理所的不见阳光的地下室搬到了三号楼2楼朝南的一间阳光明媚的小屋，隔壁还有一间长方形实验室；集体宿舍也从中关村89楼搬到了三号楼4楼，工作和住宿条件都得到一定改善。说起当初从中关村到北郊，大多数同志都不太情愿，因为那时的北郊比较荒凉。祁家豁子周围都是农田菜地，现在的京藏高速路德胜门外路段，原本是不宽的泥土路，路面坑坑洼洼，不时有马车经过，两边都是农田菜地。下雨天汽车开过泥水四溅，晴天只要有风一吹就尘土飞扬。附近也没有象样的商店，有些日用百货要到5里之外还算离得最近的北太平庄商店才能买到。交通也不方便，只有344一路公交车，候车时间很长，进一趟城要倒几次车。如果把当时的中关村比做一个生活设施相对齐全的城镇居民小区，那么祁家豁子就是地道的农村。因此，大多数同事不愿离开中关村到北郊，是不难理解的。 

　　现今，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改善办公和研究生住房条件，拆除为我们服务了近50年的三号楼，在此基础上新建一座设施功能完备的现代化大楼。作为我所最早的三号楼房客之一，虽然感到有些莫名的伤感，但事物总要发展，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样一想也就释怀了。岁月悠悠，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周围的一切早已时过境迁，但回忆起在三号楼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仍让我有一种久违的感动。那些岁月、那些人、那些事一直温暖着我，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团结和谐的“大家庭” 

　　从1967年到1972年我在三号楼集体宿舍住了六年，直到1973年为了筹建大塔的需要，领导帮我解决了夫妻两地多年分居问题，将妻子从浙江调到北京，还将三号楼5楼一间房子供我们一家4口居住，房子虽然不大，只有15平米，而且是顶层朝西，但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间住房已是特殊照顾，我心存感激，也很知足了。从此离开了集体宿舍有了一个自己的窝，但仍没有离开三号楼这块宝地。 

　　三号楼5层都是宿舍，有单身职工也有小家庭，邻居除了本所同事，还有581厂、510所、109厂等多个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大家虽然来自不同单位，说话南腔北调，但是相处非常融洽愉快，就象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庭。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偶尔遇到旧时的邻居我们都能记起对方的姓氏，彼此就像老朋友那样欣喜，总要聊聊家常，互祝健康，互道平安。 

　　在那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我们5楼“开放式厨房”可以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每家门口都有一个煤球炉，旁边是一摞摞蜂窝煤，下午下班后好一派热闹景象，共用盥洗室内洗菜、刷锅，人来人往，大家手里忙着，嘴里也没闲着，笑声和锅盆碰撞声组成了美妙的交响乐曲，让人好一番享受。 

　　那时家家做饭炒菜都是开放式的，就像街上的大排档，你要有兴趣想知道今天哪家做什么饭、炒什么菜一点也不难，只要走到他的门外蹓跶一下就一目了然。我还清楚的记得，我所有一位女同志，她在家里不管做饭只管带孩子，每当大家做晚饭的时候，她就抱着一岁大的儿子从南边一路巡视到北边，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炒菜，一边和我们愉快地攀谈，那种情景至今闭着眼睛都能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 　  

　　当今，一家坐在一起看看电视节目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家家户户不但都有电视机，而且是彩色大屏幕的，不少家庭还不止有一台。可在1980年前，电视机那是极稀罕的物件，整个三号楼没有一家有电视机的。就在那个特殊年代，我所有一位女同志叫陈英仪——大家親切地叫她“懒猫”，其实她一点也不懒，可能是她平时不爱做饭，却爱在节假日睡懒觉，因而得此雅号。她是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科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研究所，后来调到国家海洋局海洋天气预报中心工作。虽然她大学学的不是无线电专业，但凭着她多才多艺、心灵手巧，居然组装成一台9吋黑白电视机，这在三号楼5楼可是轰动一时的一大新闻，“懒猫”自己装了一台电视机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得住在5楼大气所的大人和他们的小孩都欣喜地跑去观看。这台电视机没有漂亮的机箱，也没有正规的天线，凑合着用一根金属导线权作天线。有时因为信号不好，还需有人用手捏住导线才能见到图像。即便如此，这毕竟是三号楼第一台电视机，一到周末晚上，大气所的孩子们都往她的寝室跑，我家3岁的女儿也早早拿着小板凳去占位置，其实她什么也看不懂，是奔着热闹去的。遇到有好的电视节目，大人也禁不住艺术的诱惑，挤站在旁边观看，因为那个特殊年代文化生活实在太贫乏了。 　　  

　　“懒猫”在三号楼的室友何珍珍是我大学同学，她是先工作后念书的，年龄比較大，楼里的人都亲切地叫她何阿姨，她人缘极好，受人尊敬。她的老母住在上海，每年探亲回来都要带一些小零食给我的女儿，至今孩子长大了，仍没有忘记何阿姨的大白兔奶糖。那个年月，做成各种小动物形状的动物饼干，是她们最喜欢的零食，大白兔奶糖则更为珍贵，宝贝似地装在口袋里迟迟舍不得吃。 

　　有一年邻居510所老衣的爱人从山东来京探亲，她身材高大，是一位典型的山东大姐，她有一双巧手，能做小女孩喜欢的各种花样小布艺，见我孩子可爱，没什么玩具，她就让我妻子找来一些做衣服剩下的各色小布头和一块硬纸板，为我女儿做了一幅小挂件，上面有一个洋娃娃穿着花衣，有鼻子有眼，连眼睫毛都很逼真，两耳还挂着一对金色耳环，两个孩子高兴极了，常常拿在手里把玩。虽然几经搬家，不少小东西遗失了，但这件小玩意至今仍完好地挂在衣柜的门上。古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三号楼大家庭中的邻居们，就是这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三号楼楼顶有一个大平台，到了盛夏是乘凉的好地方。我家房子在顶层，又是朝西，夏日几乎整个下午都在火辣阳光照射下，到了傍晚室内仍热不可挡，一家人吃罢晚饭常到楼顶平台去纳凉。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的暑期，段长麟同志的爱人带着五、六岁大的女儿从四川来京探亲。那时没有招待所，也没有空房可以借用。好在同志们都懂得，遇到这样的好事，同寝室的同事主动让出房间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不用老段开口，他的几位室友早几天就搬到别的寝室去凑合，腾出房间好让他们一家团聚。老段待人热情，爱好广泛，不但乒乓球打得好，二胡也拉得好。有一天晚上，天空连一片云彩都没有，只有一轮明月高悬，天气十分炎热，很多邻居来到楼顶平台乘凉，他们一边摇着蒲扇驱赶蚊子，一边三五成群地说笑。老段也领着女儿上来，他一只手提着一把椅子，另一只手拎着一把胡琴，微笑着与我们打招呼，看来心情不错，只见他把椅子往平台中央一放，像一位演奏家似地拉起二胡，悠扬的琴声吸引了不少乘凉的邻里。更有趣的是，他还让女儿站在前面唱歌，他拉琴伴奏，父女俩一拉一唱，虽然不及专业水平，倒还悦耳动听。一时间，大家都凑近过来，女儿唱罢一曲，响起阵阵掌声，父女俩更来了兴致，就这样一曲又一曲，笑声喝彩声陪伴大家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夜晚。  

　　1970年代，进京户口控制极严。三号楼像老段一样结了婚但夫妻两地分居者不少，张锡福同志就是其中一位。他身材高大又很胖，故人称“大老张”。妻子在天津工作，一年半个月探亲假期间两人才能在京聚首，平日住集体宿舍。虽然因为体态太过高大，行动很不方便，但他还是喜欢住双层床的上铺，问他为什么，他说上铺安静也干净些。大老张有偏头痛的毛病，痛起来卧床不吃不喝，也不吃药。开始我们都为他着急，要陪他去医院看看，他说知道自己的病，只要静卧休息就会好的，叫大家不要打扰他。果然，过了二三天他的病不治自愈，这种情况，一年总会发生一二次。他病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只小铝锅在电炉上炖红烧肉，一时间肉香四溢，弥漫到整个楼道。前几日王援朝同志还绘声绘色地谈起此事，他仍然掩盖不住一副馋涎欲滴的样子，感慨不止。现在大老张不在了，他那体态高大、走路一步一顿、骑在自行車上好像要把車子压跨、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样子，仍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写着写着又想起一件有趣的事。过春节是大人小孩最愉快的日子，大人不用上班，孩子不用上学，家家团聚，享受天伦。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马振骅同志为5岁女儿做了一盏白兔灯，兔身用竹片和铁丝扎就，外面糊上用剪刀剪成丝丝状的白纸，再剪两个红纸圆片当眼睛，看起来毛茸茸酷似一只活脱脱的大白兔，下面还有4个小木轮，头部系着一根绳子，他女儿拖着兔灯在三号楼5楼楼道里来回奔跑，几个小朋友提着买来的彩色纸灯笼紧随其后，我的女儿也跟在他们后面追赶，他们一边跑，一边喊，整个5楼楼道充满着孩子们银铃般的嬉笑声，好不热闹，引得大人们也走出家门欣喜地驻足观看。马振骅高超的手工制作技艺很是了得，一时间让邻居们赞不绝口，传为佳话。   

　　生活艰难 却快乐着 

　　在物资极度贫乏的时期，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蒙领导照顾将全室唯一的一张自行车票给了我，使我一生第一次有了一辆属于自家的自行车，这是当时人们都想拥有的“三大件”之一，可把全家乐坏了。到了星期天，我骑着崭新的28吋凤凰牌自行车，5岁的大女儿坐在前梁上，妻子抱着2岁的小女儿坐在后座，一家4口从三号楼出发，经过全是平房的马甸回民村，再向北太平庄骑去，到了那里这就算是进城了，在当时的北太平庄百货公司逛一下，买点日用生活用品，再给孩子买点吃的玩的，一家大小好不开心。这辆自行车作为自己唯一的交通工具，为我一家服务了十多年。后来，离开三号楼不久，它就被贼偷走了，为此我还心痛了好一阵子。   

　　过去那个年代，大家烧水做饭都用煤炉，因此买煤运煤就成为生活上必不可少的一件难事。那时一个星期只休息一天，星期六不是开大会就是政治学习。为了买煤，我星期六下午先到三号楼东边的木工房向张木匠预借好手推车，星期天吃罢早饭夫妻二人就推着车子到北顶煤场去买蜂窝煤。装满一车大概有二百来斤，妻子用绳子在前面拉，我紧握车把在后面推。即使严冬腊月，一车子煤从几里远的煤场推到三号楼楼下，我们已是满头大汗，汗水湿透了内衣。从楼下搬煤到5楼更是困难，得全家大小齐动手。我为了提高效率，把蜂窝煤码在挫衣板上，一下可以搬6-8块，妻子用脸盆装一次可以搬4块，孩子也很懂事，自觉地用小脸盆一次装2块帮着往上运。我从农村来，干点体力活本不是难事，但上下几十趟下来也不觉两腿打颤、发软。当搬完最后几块煤的时候，大人小孩都如释重负，一身轻松。忙完这件家庭大事，个个双手墨黑，脸上也被煤灰和汗水混合体涂成了花脸，彼此看着发笑，虽然很累，但都高高兴兴，不但不觉得苦，反倒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现在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管道天然气，既方便又清洁，但想起过去全家动员运煤的日子还是那么温馨，那么难忘。   

　　另一件至今难忘的事，就是在三号楼自家拆洗被褥的情形。那个年月大家还没有洗衣机，洗衣洗被都靠双手。有时我们一次要洗四、五条被子和床单，场地就在5楼公用盥洗室，室内有两排水槽，每排有6个水龙头，每天各家洗刷都在这里进行，水槽里总留有不少厨余残渣和油垢。因此，洗被前总要先用老家带来的猪鬃板刷将水槽刷洗干净，然后铺开被子或床单打上肥皂，夫妻二人同时从中间往两头刷，再用一只铁皮大盆倒满清水冲洗干净，最后在楼顶平台拴上绳子晾干。缝被子最好的地方是三号楼2楼办公室，将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地方又平又大，缝起被子来最合适不过。现在有了洗衣机，只要一按电钮就可以替代洗衣洗被的手工劳作，很是方便。不过，现在想起往日那番情形，仍然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改革开放前，我们夫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一百多元。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职责。每月3号发工资，我4号一准去北太平庄邮局给在乡下独自一人的老母汇去15元生活费，因为我知道到了月初这个日子，年迈老娘一定在盼望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会寄钱回来，这是她赖以生存的活命钱，所以我一天也不敢耽搁，即使在外面出差，也会委托老同学、老同事为我代劳，这个铁定的规矩从我参加工作开始坚守了近20年，直至母亲故世。另外，时不时还要在经济上接济寡居的大姐，剩下的就是一家四口的生活费。为了省钱，5岁的大女儿没有上幼儿园在家帮助带2岁的妹妹，以大带小在三号楼老邻居中不少人都知道。那时经济条件虽然拮据一些，但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很是幸福和快乐。   

　　我的宿舍和实验室都在三号楼 

　　从1967年起，我们的集体宿舍就在三号楼4楼，每个房间有3张木制上下铺双层床，4-6人一间，比起中关村89号楼每室4张双层床住6-8人，住宿条件有了一定改善。三号楼西边有一排平房，那就是研究所食堂，上下班、吃饭都很方便。食堂的炊事班长姓杨，我们都叫他老杨头，他是抗美援朝志愿军转业到地方的，虽然脾气有点倔强，但毕竟是老党员，爱憎分明，做事认真，待人真诚，与我们这些一天3顿饭都在食堂用的常客相处甚好。至于他的厨艺实不敢恭维，食堂基本菜总是溜白菜、炒西红柿、红烧豆腐等“老三样”。晚饭只有住在三号楼单身宿舍的职工才在食堂用餐，因为人太少一般不新做饭菜，都是吃中午剩下的，所以晚上的饭菜往往难以入口。一个星期食堂包一次水饺或蒸一次包子、肉卷什么的，就算是改善伙食。曾记得那时方便面刚刚上市，只有一个品种，还不易买到，同住三号楼的张建国同志最爱吃方便面，我偶尔也买1包换换胃口，但无论是质量还是口味都不能和今天花样不断翻新的方便面相比。 　  

　　记得三号楼3楼和4楼楼道拐角处各有一张乒乓球桌，3楼是大气所的，4楼是510所的。上、下午中间休息时间，楼道里挤满了人，有打球的也有观战的，笑声与加油的喊声不断，好不热闹。两个所进行友谊比赛是常事，作为大气所主力队员，通过运动我结识了510所一批球友，至今仍记得他们的姓氏，形象也能清楚重现。那个时候没有多少文体活动，晚上约几个同事在楼道里打一场酣畅淋漓的乒乓球就是最愉快的享受。 　  

　　与宿舍搬家的同时，我们的办公地点也从中关村原地球物理所大楼搬到北郊祁家豁子三号楼，我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都在2楼，而且是朝南的，无论是采光还是通风都比中关村地下室好多了。那时科研工作主要任务是为“三线建设”工程服务，那个年代国家备战气氛十分强烈，总说“迟打不如早打”。因此，重大工程建设选址必须要“靠山、分散、隐蔽”，我们的任务就是为工程选址做好大气环境预评价。大致做法是，先委托工程建设单位在小山包上搭建一座一二十米高的架子，在上面分五六层装上风、温、湿传感器测量近地层气象要素的变化，再辅以系留气艇和施放气球测量边界层温度和风的垂直廓线。通过边界层现场观测和扩散模拟实验取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提出场区与生活区布局、有害物质排放位置和排放高度选定等具体建议，供建设单位决策时参考。在当时“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我们“912”组的任务很多，而且都是重要军工项目。因为任务重，人手少，研究所为了加强研究力量，将原本从事天气动力学研究的张锡福、雷孝恩两位同志调到小组参加空气污染研究，对他们来说也算是小改行，但他们都能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此外，还优先分配刚刚大学毕业的周绍进、 张海福等三位同志到组。陈泮勤、李德新、陈焕森等同志是小组的技术能手，他们也都住在三号楼4楼集体宿舍。 

　　当时野外观测用的仪器、器材先在三号楼装箱，然后托运到野外观测试验现场，地点多在西南山区，每年至少要出差一次，时间一二个月不等。仪器设备有二三十箱，从山下临时工棚搬到山顶工作室要全组人员自己动手。还记得我和陈焕森两人抬一百多斤重的制氢钢瓶沿山间羊肠小道上山的情景，虽然艰难，但把钢瓶安全抬到山顶后，还是挺自豪和愉快的。 

　　因为工程尚未开始，观测实验现场没有正式房子，临时工棚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兼宿舍，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除去安装调试仪器、设备的时间，连续有效获取资料的日子在30-40天之间。出差回来，一方面要检修仪器设备，为下一次出差做准备；另一方面就是进一步分析资料，总结经验，完善技术报告。这些工作都在三号楼完成，所以说那里既是我们的家，也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大气物理所是国内最早开展空气污染气象和大气环境研究的一个单位，在国内小有名气。还记得周培源先生曾慕名在1972年专门来所访问，我们就在三号楼2楼唯一的大房间里接待了他和他助手孙教授。当他听完介绍我们野外工作情况后，他甚为高兴地发表了感言，大意是说：他们的湍流理论研究几乎进入了死胡同，听了刚才的介绍才知道，大气中的湍流大有研究和应用前途，使自已的学术思想和眼界豁然开朗……此后，他还多次派孙教授到我们这里了解野外观测仪器技术指标和性能等。我国湍流研究最高权威学者的来访给我们年轻人很大鼓舞，大家的干劲儿更足了。   

　　多年野外工作的实践使大家一致认识到，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尤其是湍流和风垂直廓线的时空变化极其复杂，短时期的观测很难完全找到规律。因此总想有一个基地，立一个高架，对边界层湍流和风、温、湿等基本气象要素的垂直变化开展长期连续不断的观测，这就是后来“北京325米气象塔”建设的主要科学思想基础。 

　　借助1973年我国首次召开全国环境大会的东风，任阵海等同志以中国科学院名义起草的“关于建设气象观测铁塔的报告”于1973年12月17日送达国务院，1974年3月13日即获余秋里副总理批复：“同意建设气象观测铁塔。要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制订多快好省的建设方案。塔址选择地点，请与北京市商定。”同时由国家计委列入当年重点工程建设计划，取名为《3201工程》，意为320米高全国第一座气象塔。紧接着，大气所成立了铁塔筹建小组，办公室就设在三号楼2楼的大房间，此后5年时间，我们都在这里工作，直到1979年铁塔及东西两座二层小楼建成，办公地点才搬到现在的铁塔院内。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弹指一挥间已过去半个世纪。三号楼是我青年时代长期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它的建筑结构和状态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从朝南大门进来的门厅，到各个楼层有几个房间、怎么分布、作何用途；从地下防空洞有几个出口，到楼顶大平台有多高的女儿墙……等等，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现在它老了，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一座崭新的大楼在它的身上拔地而起，从此它也获得了新生。可以预期，一批批国家大气科学研究的帅才、英才和俊才，将在这里扬帆远航，走向中华大地，走向世界。 

　　洪钟祥     

　　　　　　　　　　　　　写于2016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