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毕业两年后经学校推荐，于1968年6月8日被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原一〇九厂）录取，这一天给我留下了终身的记忆：从海淀区招来的各校学生统一在海淀区区委集合，由厂方的代表引领着上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大家基本都穿着当时最时髦的绿军装，满怀喜悦和新奇。对我们来说，中国科学院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单位，在大家心中，它既是科学的殿堂，又是高深莫测、如桃园之境的人间圣地。当时上山下乡是一般毕业生无它的选择，能够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所属单位工作，简直就是上帝的眷顾，更何况还是留在北京！一路上，大家都是春风得意，信心满满，虽然六月初夏的阳光已显燥热，但站在挤满了人群的车厢里，我们都已被兴奋的心情激动得忘了擦拭流下额头的汗珠。

　　卡车以30-40公里/小时的速度沿着仅有两条车道的公路（即现在的三环路）向东驶去，两边都是庄稼地，走几公里就会出现几栋建筑物，像大海里的绿州，点缀着大片的麦田。汽车驶过北太平庄，在一个十字马路（现今的马甸桥）向左转，北边远处出现一片楼，最西边的也是最壮观的是一栋约十来层的大白楼，那是地质所，往东的是两栋五六层高的黄楼，楼都很长，在当时算是规模很大的了。

　　汽车缓缓驶进大院，很快我们就感到一丝失落：院子里很脏，到处是垃圾和树叶，空中漂浮着令人窒息的杨柳飞絮和尘土的土腥味。在二楼的食堂里厂领导召开了欢迎大会（当然都是以唱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开始和结束）并分配了每人所在单位后，我被领到一栋呈L型的二楼的集体宿舍里，这就是被大家叫了几十年的“三号楼”。我想，这就是今后若干年我的“家”了。不曾想，这一住就是二十年！

　　我决定对我的“新家”及周围环境做一个考察。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吓一跳！不大的五层楼居然有七个单位共住：地质所、一〇九厂、大气所、五八一厂、五一一厂、古脊椎所、地震局、地球所，各单位的住户把楼道尽可能分割成相对独立的空间，既有公共宿舍也有办公区域。如果想到相同楼层或相邻楼区，你可能要上上下下绕一个大圈子，我们姑且把这座楼称作大杂楼。就是这座楼，见证了一九五八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科学院的变迁，承载了几十年的悠悠往事，既有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也有不堪回首、令人心酸的记忆;既有锣鼓齐鸣、慷慨激昂的群众游行，也有贫寒居士苦中取乐的怡然。下面仅就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件“自力更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堪以回首。

　　一、 自力更生建婚房

　　我的父亲原在西藏军区驻京办事处工作，自从林彪发出备战的第一号通令后，中央军委撤销了所有部队驻京的办事处，西藏军区驻京办事处自然也属于撤销之列。临离京前，父亲问我想不想在京给我留一套住房（据说就是建国门外的一座有电梯的白楼）。当时一来还没有对象，二来觉得刚参加工作就有一套住房太奢侈了，影响不好，就一口拒绝了。我想将来依靠组织分配住房不会有问题。谁想自从结了婚想要申请住房连门儿都没有，结婚数月我们还是分别住在集体宿舍。眼看媳妇怀孕六个月了，我也顾不得请示领导了（请示肯定不会同意），借了一把大锤干了一下午，把三号楼三层一间空闲的安放小锅炉的水泥台子砸掉。这个仅有五个多平米的锅炉房就成了我们安身立命的婚房。婚房里的床是由两张单人床拼成的，屋子里除了床就只有能放一个折叠圆桌和一个皮箱的空间了。做饭就在走廊里做，一个煤油炉，一口锅和几只碗及一些简单用品就是我们的全部炊具。尽管房间狭小，但是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毕竟有了一个能遮风挡雨的住所了。记得一次我们在床上聊天，我发起了一个建议：挨个说北京的胡同名称，谁卡壳儿说不出来就弹脑门。

　　她先说：“方家胡同”,“后英房胡同”，“钱粮胡同”，我思考一下，“东四头条”，“东四二条”，“不行，这是我的发明权，从一条到十条都是我的”，我们开心得哈哈大笑，笑声溢出房门飘到走廊，引得单身汉们的一片抗议。生活虽然清贫，但苦中行乐乃是上帝赋予的特权。

　　二、 自力更生建厕所

　　大约1976年初，一部分从陕西、湖北等省所招的职工要回到本省去，这提供了一个扩大住房面积的机会。他们刚一走，我立刻搬进三层正对楼梯的一间房屋，那是个15平方米的单间，进门处还有一个空间可观的储藏柜。如同搬进豪华别墅一样，我们把这间房尽可能收拾得温馨：一个半上下床拼成一张既有下铺又有上铺的双人床，下面住她和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我则住在上层的单人床上，虽然每天爬上爬下，却也乐此不疲。床头挂一个布帘子，将“卧室”与“客厅”分隔开，支撑布帘的木棍则成了每年测量女儿身高的标尺，将她的身高和测量日期刻画在木棍上。屋子够大，甚至还可以放下大衣柜和餐桌，并在床边放上一张简陋的写字台。

　　居住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该解决做饭和如厕的问题。做饭可以暂时在走廊里凑合，但三楼却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女眷们要上厕所必须爬上爬下到其他楼层方便，因此这个问题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和李新田（微电子研究所）等同志商量后，到木工房找来一些旧三合板、方木，把男厕所仅有的三个座坑分出一个，用三合板隔开，再做一个门，就成了女厕所，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实际问题。

　　厕所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它留给我们的尴尬和回忆却是难以忘怀的。由于如厕人多，缺乏管理，卫生无人负责，经常污秽满地，粪水横流。一到天热，恶臭扑鼻，白天苍蝇扑面，晚上蚊虫叮咬，必须用报纸不住地驱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最尴尬的是北京的桑拿天，天气闷热，空气湿度很大，而厕所内小便池子的长流水更加重了这一现象。上层楼厕所座坑的下水管道温度相对较低，从而形成“结露”的冷凝水，冷凝水象下雨一样不停地滴下，赶上厕所灯泡坏了，使深夜如厕的人狼狈不堪：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提着裤子，嘴里还叼着手电，眼睛紧盯脚下，尽量屏着气，快速丢掉“包袱”，再迅速撤出。现在想来，不禁哑然失笑，而女同胞还有更深的一层痛苦：排队！

　　三、 自力更生建厨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土城破烂不堪，通过漫漫的土丘才勉强依稀看出原城墙的墙址。土丘像一条残肢断臂的年迈苍龙由东到西横卧在田野里。从德胜门往北一条直通昌平的仅有两条车道的公路像一把利剑把这条苍龙拦腰斩断，斩断处有人借西边的土坡盖了一间迤逦歪斜的专门做羊下水和羊肉汤的饭馆。大概饭馆经营时间不短，残破的墙面和凹凸不平的地面到处都是黑黢黢的。这是离我们最近的改善伙食的地方，一旦过了食堂的饭点或打算解馋就到这里就食。没成家时尚可凑合，一旦成家就不能光顾这里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想法子建厨房吧！

　　自建厨房是一个颇为棘手的工程，幸好我的住房正对着楼梯，而上楼的通道被其他单位用木板封死了，留出来一段无人使用的楼梯，这个地利的条件不可不用。我从好友李彬芝处找来一些三合板、方木，利用建厕所的经验把楼梯的拐弯处的一小片方地围起来，这就成了大约2-3平米的厨房，而楼梯则可以放置各种杂物，这可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待遇。不过问题也来了，厨房全是木板，防火是第一要素，那时用的是蜂窝煤炉，经常产生未燃尽的煤渣，煤炉又经常熄灭，为生火将炉子搬进搬出是常事，很多不安全的因素使我不得不把煤炉又重新搬回楼道，而这间小屋则成了临时仓库。幸好领导为了改善职工居住条件，每四家可以分到一间宿舍作为厨房，总算彻底解决了厨房问题。

　　厨房的解决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一到做饭时间，各种饭菜的香味充溢在厨房和走廊里，谁家不管做了什么都保不了密，谁都不能吃独食，要把做好的美食分出一点给邻居的孩子尝尝，一来二去，邻里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亲密，互相帮助蔚然成风：换煤气、扛重物、夜晚上医院看急诊等都不用愁了。每当有人搬新居时大家都依依不舍，这种情份与住进单元房后互不往来的邻里关系形成了对比。

　　四、 自力更生装电视

　　收音机是我小时的最爱。记得上小学五年级时，我利用母亲给我的零花钱买来一些零件：矿石、电阻、耳机、电池等，在肥皂合里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当然，它绝不像现在的收音机可以选台，只能用一个小拨针似的金属头在矿石上到处选点，好不容易寻到一个台就千万不要动了。矿石收音机声音极小，比蚊子的声音还小，但是能听到声音亦是极大的满足了。就因为这个爱好，一次期末考试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父亲一怒之下把我的收音机摔成了“死音机”。大约在1975年8月，我在无线电上看到电视机的装配线路图，立刻产生了兴趣。当时只有14英吋且只能看两个台（二、八频道）的黑白电视机，就是这款机型市面上也见不到，它属特供品，一般普通人是无法问津的。况且它的价格实在不菲：近500元，而一般职工月薪也就50元左右，抛去生活费两年的工资结余也买不了一台电视。我算了一下，估计100元左右就可以组装成一台9英吋的电视机：显像管15元（当然是次品），电子管（数只）28元（也是次品），超高频晶体管、中放晶体管是优惠职工的，0.5元一只，喇叭、高低压包的高频磁芯等十几元钱就能搞定，电阻电容到废品店买很便宜。其余的配件如偏转线圈、滤波器、高频头、高低压包、电感，扼流圈、包括机箱等均可自制，至于各种规格的漆包线、单面铜板，都可通过朋友搞到，甚至电路板的刻蚀我也可以自制，因为我就是搞光刻的，用作废的光刻胶、显影液就足矣。说干就干，我立刻满市转悠起来，“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足足忙了近三个月，虽然林林总总的各种零件卖相难看，比如陶瓷电容个头很大，石墨电阻也是大块头，电源变压器只能到废品商店买铁芯，用绕线机自己缠绕，两千微法的电解电容舍不得花钱买，到有此爱好的朋友处去“借”，但总算凑得差不多了。经过一番努力，把几块电路板（高频头、中放、视频音频分离放大、扫描电路等部分）装好了，其间的辛苦现在想起来自己都感动，比如怀里抱孩子绕电感，又比如满世界寻找偏转线圈的胎模，还有制作机箱及显像管的周边装饰条（这可是地道的木工活），哪一样不是自己动手，哪一样不留下汗水甚至血水。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第二天大地还没有停止颤抖，我就跑到屋里继续组装电视，当大地又晃动起来，老婆急得在楼下大声呼叫而我却浑然不觉。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用兴奋得有些颤抖的手指打开电源几秒钟后，显像管亮了，出现了密密的光栅，我轻松地吐了一口气。以后的工作就顺理成章了，当调出影像和声音时，心中的喜悦无法言表。

　　自从有了电视，我的家更热闹了，一到晚上，几乎所有的邻居带着孩子提着小板凳来到我家看电视，小屋被挤得满满的。由于所用的元器件都是处理品，又没有扫频仪进行频率校正，电视荧幕既小又有点拖尾，所以需要不时的调整帧频、行频、天线及高频头的谐振频率。尽管如此，小屋里还是传出阵阵欢笑，过惯清苦日子的人们总是满足些小的欢愉。后来我一口气又装了三台电视，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零部件的整体化也提高了，最后也装出与市场上几能比肩的电视。

　　1978年我考上北京钢铁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学习自动控制专业，孩子也开始上小学，老婆也上了大学，我们一家三口都在上学，一张小桌子就不够用了，我只能在星期日让她带孩子回娘家或上街、上公园，我则把一个星期留下的各科作业一口气做完，而她只能趴在床边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气物理所第十研究室，一直到1989年我们搬到新居，这才结束了三号楼的二十年的生活。记得搬进新居前，最后回头看一眼即将离开的家：空房子的地上零乱的纸屑，墙角微微颤动的淡淡蛛网，在微风中不停摇晃的窗户，仿佛在与我们挥手道别，我的眼睛有些发热，鼻子竟也酸了。

　　光阴荏苒，一晃近五十年，我们都老了，都退休了，三号楼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被刚刚矗立的大厦取代了。“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独步在月色下，追忆三号楼的悠悠往事，一丝惆怅心中升起。它留给我们的记忆是永远的，我们怀念它，把它留存在心底，相信明天会更美好。

退休职工　彭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