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从南京大学气象系毕业，就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气象室，师从陶诗言先生30多年。先生是一位严师又是位慈父，在先生的关爱和帮助下，我才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成长为从事气象科学研究的研究员。

　　先生是国内外著名气象学家。他在传统的天气图方法预报方面，

　　水平之高，在国内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每年，中央气象局、国家海洋局，对一些重要事件做天气预报时，先生必是座上宾，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棵大树，有先生的出现大家心里就会更加踏实、放心。几十年的不懈追求，他已把这一行做到极致。

　　陶先生还多次奔赴“两弹”试验基地，到现场做预报，为两弹发射保驾护航。因其工作出色而荣立一等功，还有不少表扬感谢信。陶先生对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他的谦卑和他的伟大一样令人叹为观止。他桃李满天下，朋友也满天下，以致在十年动乱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大批判时，老专家们都胆战心惊，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而陶先生却毛发未损。

　　到所工作不久，在陶先生的建议和帮助下，由我负责成立天气气候室。每天都要接收和分析天气图，工作量很大，但这是气象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必不可少。凡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都要在天气室工作一段时间，他教大家用天气图方法预报天气，学会了分析预报这项基本功，才有资格做气象研究工作。当时每周五都要进行天气会商，研究人员都要参加，包括叶笃正先生在内。会商时，先由当日值班的研究人员发表分析预报意见，然后进行讨论，各抒己见，不同意见相互交锋，最后才由陶先生做总结性的发言。他用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记忆力，由今及古的进行天气形势的分析、论述，特别对有史以来的种种灾害性天气形势，发生的时间、地点，造成灾害有多大，及各种灾害天气的形势特点，他早已熟读在胸，所以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令人心悦诚服。这是一堂生动的天气课，在陶先生娓娓道来更像听天气故事一样引人入胜，又从中长了见识，这就是当年的周五会商能门庭若市，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可惜“文革”开始后再也没有会商过，当年唱主角的陶先生也已离我们而去，一切都将成为记忆……。

　　1960年美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开创了从空间探测大气的新纪元。怎样把这些资料服务于气象预报是一个新的课题。陶先生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和引领人，他带领一批年轻人成立了气象卫星云图接收分析研究组，很快把这项新技术用于天气预报，并及时把这项研究成果以学习班的形式在全国气象部门推广运用。

　　1972年夏，陶先生带领我们来到福州气象台，历时3个月，和地方预报员一起值班、一起会商，特别是对台凤和暴雨的预报，要求我们及时总结后又马上在预报中应用。工作结束回到研究所，我才真正明白陶先生带领我们这次福州之行的良苦用心，他是要我们亲临目睹台风、暴雨这些极端天气，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从而在科研工作中激发我们更大的干劲和动力，使我们更加明白了科研工作的意义和肩上的责任。

　　1992年我们和陶先生一起去黄山参加全国暴雨研讨会，会后陶先生和我们一起去登黄山，并参观了黄山光明顶气象站，他对站上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的工作很艰苦也很重要，我们科研工作也离不开你们的观测资料。老科学家的一席话让站上的人深受感动。

　　陶先生走到哪里就把温暖带到哪里。

　　在人们的印象中，陶先生和蔼可亲，从来不得罪人，但也有例外，在“文革”中，他的同学好友，时任大气物理所所长的顾震潮先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造反派找他，要他揭发顾震潮的反动言行，陶先生被激怒了，他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逼人太过分了，顾震潮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第二天大气所院内贴满了批判陶先生的大字报，陶先生不为所动，他有自己做人的原则，这也充分凸现了陶先生刚正不阿的另一面。

　　如今陶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每每想到他，经常会暗暗流泪，为在他生前时没有能更多地接近他、了解他、学习他而后悔莫及……。

　　陶先生走了，他勇于攀登，不畏艰险，认真求实，一丝不苟的学风依然是我们所缺乏的。他光明磊落谦卑豁达的人格魅力，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退休职工　李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