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电影《指环王》开头借精灵女王Galadriel的口说道：“History became legend. Legend became myth. ”当年代变得久远，历史变成传奇，而传奇最终成谜。小文里讲的故事虽小，但值得广为人知，一可为新从国外归来者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传统，避免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而又妄自尊大的尴尬，二也有望年轻一代继承、发扬先辈光荣，让历史重新成为现实，传奇不至丢失成谜。

　　一流的人物造就一流的学科。中国的大气科学何其幸运，有竺可桢开山于前，涂长望和赵九章发扬光大于后；赵九章开辟了中国气象学的“数理化”道路，涂、赵先生的弟子叶笃正、顾震潮、谢义炳、郭晓岚又于一九四〇年代后期现代气象学爆发性发展时，得其领袖人物罗斯贝的真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对一代有极高禀赋的年轻人才的培养，短短几年之内，就做出了令国际大气科学界震惊的大批成果。现在看来，一九五〇年代中国气象学不仅毫无疑问地是亚洲的中心，而且和国际的一流水平相比也毫不逊色，并在多方面领先于世界。

　　由于上面提到的人物和成就大多数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及其前身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和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室）相连，因此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决定了现代中国大气科学的品格、高度、广度和深度。

　　系列小文并非有意写成正规的历史，只是想摘取几个在大气所学习工作期间从课堂和办公室里和回忆录里听到、看到的故事，作为几朵小小的花儿，向大气物理所的先辈和已经渐渐淡出科研一线的老师们致以敬意。比较全面的大气所所史可见网页：  http://www.iap.cas.cn/qt/zthd/qxsh/201402/t20140218_4033391.html

1. 竺、涂、赵的非本位主义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共有八个研究所，由竺先生创建并任所长的气象研究所为八所之一。后竺先生虽任浙大校长，仍兼气象所所长至1946年。1944年以后赵九章先生代理所务。据所史载，“1944年5月1日，赵九章担任气象研究所代所长后，他以超凡的组织才能和严谨的科学学风，很快使迁所后不大景气的状态得到扭转。气象研究所每周有一次学术讨论会，每月有一次查询报告，讨论问题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总能得到所长的鼓励。在学术思想方面他明确指出，要转变以描述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将数学物理引进气象研究领域。他是我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担任气象研究所和后来的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时，开拓了我国的气象科学，将经典的气象学拓展成大气科学。他开创了我国海浪的观测研究，促进了我国空间科学的发展。”

　　赵九章先生主持气象所的业绩深得竺老赞赏，竺老在日记中写道："……九章到所九个月，作事极精明，余喜托付得人，故此时必须将气象所所务辞去，不能恋栈如此也"。1946年8月，竺可桢再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决计辞去气象研究所所长职务，并推荐赵九章担任所长。1947年1月1日赵九章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在气象所基础上成立的地球物理所所长。而竺老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科院副院长，他自己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理学和古气候，放手让赵先生发展基于数理的现代大气科学。据李玉海《竺可桢年谱简编》记载，1949年6月14日上海解放后不久，竺老到气象所开讨论会。赵先生赠以《竺可桢六旬寿辰纪念专刊》，并讲述竺老筚路蓝缕之功。竺老在致谢词时，称在浙大13年，对于本行已极落伍。其谦逊若此。

　　涂长望先生于1934年应竺先生之邀，从英国回国任气象所研究员，后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和新中国首任气象局长。后来驰名国际的叶笃正、郭晓岚、陶诗言和黄士松等，都曾是他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气象局亟需掌握国际前沿知识的人才，而当时这些人才大多集中在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时任所长赵九章先生急国家所急，即派顾震潮、叶笃正、陶诗言、朱岗昆等和气象局成立联合预报中心（简称“联心”）和联合资料中心（简称“联资”），为气象局培训业务骨干。在任务完成后，局里有人希望把顾震潮等人留在气象局。涂先生则认为他们留在科学院更能发挥他们的长处，大气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更需要他们，因此坚决让“联心”和“联资”的地球物理所骨干回到科学院。无论赵先生对气象局的支援，和涂先生对人才落脚点的远见，都彰示了他们以国家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和本位利益的风范。

2. 赵九章不拘一格育人才

　　在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没有不为大气所的人才之盛而深感自豪的。说“盛”，不止是指一两个或几个人特别地厉害，而是整整一代人、两代人在学术成就上的特出。而这一切，与赵九章先生的慧眼识英才、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有着莫大的关系。

　　老一辈的气象所和后来的地球物理所和大气所人对赵先生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叶笃正、顾震潮和陶诗言先生在重庆北碚象庄的中研院气象所时期，还都是研究生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而当时整个气象所的科研人员也就不过十几号人。我看过相关回忆，这些年轻人和赵先生之间完全是情同父子的关系。比如，陶诗言先生曾这样回忆道：“赵九章先生对我们（指陶先生和顾震潮先生）管教甚严，不让我们晚上去镇上，我们想办法躲过他，遛到镇上去。每次回来时手里拿着火把和打狗棒，一路唱着刚在会上听到的歌曲，兴趣盎然。”（纪念顾震潮文集《开拓奉献科技楷模》，第6-8页）。而赵先生的女儿赵燕曾女士则回忆过她小时候在家上学，叶笃正和顾震潮先生（注1）教她数学和音乐的故事。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当后辈读到当事人几十年后充满感情的回忆时，不能不为那么深厚纯粹而又充满温馨的师生情谊而动容。

　　新中国一成立，赵先生就与涂长望先生一起和他们在国外的学生联系，说“楚材晋用，终非了局”，请他们尽快回国。相信叶笃正先生和顾震潮先生的迅速归国和赵先生的巨大人格感召力一定有很大关系。据李玉海《竺可桢年谱简编》记载，1949年11月2日在南京的中研院院务会议就通过了聘叶笃正为副研究员，月薪370元（当时赵先生为气象所所长）。而在以后的近二十年中，有更多赵先生呕心沥血提拔人才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人才培养越来越程序化的今天，恐怕会让人不敢相信的。但在当时的地球物理所人看来，或许只是理应如此的寻常事。聊举几例 。

　　巢纪平先生从南京大学大专毕业分配到地球物理所工作。赵先生喜欢他的聪敏，让他同时到北大继续学习，并跟随顾震潮先生做出了中国的首次数值预报图。他在五六十年代在地形和大气环流关系的非线性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理论的研究，都是当时独步世界的一流理论工作。应该是在赵先生的提议下，当时还很年轻的巢纪平被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当时科学院对副研资格评审之严可由巢先生的评审委员会阵容略见一斑。对巢的评审由华罗庚主持，周培源和郭永怀提供书面评审意见，周培源先生的助手黄敦参会。

　　周秀骥先生后为中科院院士，曾任大气所副所长，气科院院长，基金委地球科学部主任。他1951年高中毕业后到地球物理所做见习工作。赵先生认为他是可造之才，送他到北大和苏联学习，获副博士后回到大气所。他和顾震潮先生发展的暖云降水起伏理论也是领先世界很多年的一流工作。同批的高中毕业生还有后来的地震局地球物理所副所长许绍燮等。

　　曾庆存先生为一代大家，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基于原始方程的数值预报，提出了红外卫星遥感反演理论，首创分离算法、半隐式差分格式等。当他从苏联留学回国时，赵先生就关照叶笃正先生一定要让他到地球物理所工作。

　　赵先生更有从普通工人中发现可造就的科技人才的。他看他的司机好学，就让他继续学习，后来成为卫星方面的技术骨干。

　　赵先生的女儿赵燕曾、赵理曾女士曾回忆她们的父亲在家经常会衷心称赞他的长辈、同辈和下辈的新成就，尤其为年轻人的成长而欣喜。

　　古语所谓“慧眼识英才”，“有教无类”，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难道不就是指赵九章先生这样的爱才如命吗?

　　龚定庵曾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何曾有这样的“天公”，人才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听了天公的命令就飘飘然从天而降，大都是需要由人间像赵九章先生这样慧眼的伯乐从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人群中发现、培育出来的。

3. 如火般燃尽自己的赤子——顾震潮

　　在玉泉路中科院研究生院（现国科大）上学时，巢纪平先生和丁一汇老师都在他们各自的课上讲过顾震潮先生（1920-1976）的故事。他们讲的时候，总是用一种不胜赞叹的语气。多年后有一次叶笃正先生动手术住院，在医院陪他时我就问他关于顾先生的事。叶先生是以极端惋惜的口吻回答我的。2005年顾先生85诞辰时，大气物理所为了纪念他，出版了文集《开拓奉献 科技楷模－纪念著名大气科学家顾震潮》。多年以后我从国外回来时才在所里老师的书架上看到这本文集，当时一口气就把全书读完了。震撼、感佩是我当时的感受。当你读到数十位国内顶级的大气科学家、光电专家和仅有一面之缘的前日本气象学会理事长浅井（Asai）教授等一致地以饱含深情和敬仰来回忆他时，你不可能不思考为什么在顾先生英年早逝三十年以后，他的同事、学生和朋友们还那样深切地怀念他。就像文集的编者周晓平先生（周有光先生哲嗣，著名大气动力学家，顾先生的学生）说的那样，他和其他几位大气所的老师是含着热泪编辑这个集子的。
　　书里感人的故事实在太多，就在这里摘编几条，以便大家感受顾先生的为人和成就。
　　顾震潮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导师为赵九章。据当时同在西南联大但读本科的章淹教授回忆，“在课后赶回女生宿舍的途中，有时，会遇到走向研究生食堂的顾震潮与杨振宁、黄昆三位研究生，他们每人背着一个大书包，一路高谈阔论，似在议论或争论着什么问题，像是各有看法，随时都在抓紧时间思考问题。”
　　叶笃正先生无论在赵九章和罗斯贝门下都是顾先生的师兄，他们彼此知道对方且经常通信，但直到1950年叶先生回到国内（顾先生早几个月从瑞典回国），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共同感觉是相见恨晚，以后就一起工作了27年”。当时赵九章先生安排叶、顾两位为地球物理所气象研究室（二室）的共同主任，虽然叶先生名字常排在前，但两人“都不在意，而是团结得特别好”。尤其是，叶、顾两位先生“在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上有共同的认识：都坚持基础科研要走在国际前沿；都把国家实际需要放在第一位；都在科研发展战略上重视前瞻性和开创性；都把培养人才放在重要地位。”（地球所气象室的四个法宝）。叶、顾两先生的“团结加上全室同志的共同努力，使得当时小小的气象研究室到今日整个大气物理研究所”。（怀念好友顾震潮同志，叶笃正，纪念顾震潮文集3-5页）
　　顾震潮年轻的时候博洽多闻，兴趣广泛，曾和巴金是亲密的笔友（陶诗言先生回忆）。他思想活跃，善于开拓，因此赵九章先生在领导中国的气象、空间科学时，顾震潮先生往往就是开路先锋。比如五十年代中国的首次数值天气预报、最早提出四维同化的思想、带领年轻人开辟云雾物理、积云动力学、雷电物理、大气湍流和人工影响天气等领域，都是由顾震潮先生领导开拓的。而令人惊奇的是，每一个顾先生开辟的新领域，都能取得一流的成绩，在国际同行中产生很大影响，并有一批年轻人成长起来。
　　顾先生1971年在为农妇输血时因针头消毒不彻底而染上肝炎，本来如果他安心养病，也未必不可长寿。但他实在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在生病期间不停地工作，如给所里科研人员编英语、日语会话教材，给医院的大夫上英语课，继续给地方、部队的气象部门出主意等等（顾震潮夫人周桂棣回忆）。巢纪平先生在文集里这样分析道：“正是他那追求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的理想，使他的精神长期处在“战斗”状态中，人的生理一般是难于高节奏地适应高旋律的精神亢奋状态的，也许这是他一病不起的一个原因。”
　　顾先生这样的性格，和他的导师罗斯贝很相像。两人都因为对事业和朋友火一般的热情，而长久地被怀念。顾先生1976年（不到56岁！）去世后，刚刚复出不久的张劲夫亲自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想必是文革前（1956-1966年）他主政科学院时期，这位有如火一般热情，为了事业和国家燃烧着自己的他的部下，给他留下了太深印象的缘故吧？

4. 四大金刚之叶顾陶杨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原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原气象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先生任地球物理所所长。据竺老日记记载，改称地球物理所是钱三强的主张，而竺老“以历史上的关系当然不愿见气象研究所名字之取消，但此等本位见解，余可放弃，故为息事宁人计，曾与九章谈放弃维持气象所名称之主张。”实际上，1950年代地球物理所对国外称“地球物理与气象研究所”。

　　地球物理所的气象部分放在第二研究室（二室），刚刚分别从美国和瑞典回到中国的叶笃正和顾震潮被任命为共同主任。当时（1950年）叶笃正先生34岁，顾震潮先生3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由于叶顾两人，再加上到北大的谢义炳先生，都从师于代表现代大气科学最高水平的芝加哥学派领袖罗斯贝，中国成为当时除欧美国家以外直接受到芝加哥学派影响的唯一国家。而由于罗斯贝的回到瑞典和中瑞于1950年的建交，新中国在大气科学方面的成就很幸运地没有被淹没。实际上，当叶、顾两位先生刚刚回到中国不久，罗斯贝1951年就在他创办的Tellus （大地）杂志上这样说道：“there is […] every reason to expect, during the next few years, an extremely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teorology and, as a result, many significant realistic contributions from that part of world.” [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的气象学将有一个特别强劲的发展和众多来自中国的重要的、实质性的贡献。] 事实上，1950-60年代中国大气科学的发展确实如罗斯贝所愿，或者甚至可以说，所取得的成就可能出乎他的意料。

　　除了业务上的发展和来自高校（主要是南大和北大）的部分贡献，当时新中国大气科学基础研究的成就（无论是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主要是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气象研究室贡献的。除了叶、顾两位主任的直接领导，当时作为代表几个不同方向的科研带头人的一个著名说法是“叶顾陶杨”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分别指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关于四大金刚的说法，叶笃正先生是这样回忆的：

　　“当年，叶、顾、陶、杨（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杨鉴初）被称为地球物理所气象研究室的‘四大金刚’。人们说我们四人对研究室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们性格各异，专业方向不同。在赵九章恩师的指导与安排下，要我集中于大气动力学的研究；顾震潮兴趣广泛而具有开创性，被赵先生派往各专业去打头阵，开拓新的领域。陶诗言擅长天气学，杨鉴初精于长期天气预报，因此被安排做发展气象业务预报的基础研究工作。我们四个人各自发挥专长，各得其所。大家相互支持，团结一致，把当时的气象研究室建立成一个优秀的研究集体，在科学研究上做出了世界领先的成果。”

　　“叶顾陶杨”戮力同心、相互配合、敢为世界先的精神，通过一代代学人的传承，已经构成了大气物理所独特的研究所文化和精神气质的一部分。

5. 竺可桢毕生之力论变迁(上)

　　（1） 小引

　　竺可桢先生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至1974年逝世。虽然身居高位，竺老从不失勤勉正直的科学家本色，因此备受院内外科学家们的尊敬和爱戴。1972年竺老以八十三岁高龄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受到大家的推崇和竞相介绍。如果细读竺老原文，再了解该文写作、发表的全过程，则不能不敬仰竺老的非凡功力，被他勤奋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作风所感动。这里参考李玉海编的《竺可桢年谱简编》，摘录其中和《变迁》一文相关的材料，包括竺老前期准备、写作、修改、发表此文的过程和发表后国内外轰动的反应。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评价的那样，“对气候变迁文每读一遍都觉得这篇文章功力之深，分量之重，实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无疑应属于世界名著之林”，而竺老也自陈此文是“尽了毕生之力，积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写出来”。竺老从1966年拟稿，后数年间以80高龄数十次坐公交车至情报所查阅资料，不断更新文章的参考文献目录，直到1972年才正式发表。因为文章的重要性，Nature不久主动转载了文章的摘要。拿竺老的文章和现在很多人汲汲于名刊的声望，以快速发文Nature为自得，恨不能以一篇CNS文章号令天下的风气相比，不也令人深思吗？

　　上文提及竺老自谓《五千年变迁》一文“是尽了毕生之力，积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写出来”。竺老之关注历史气候变化，始于1920年代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一是中国科学社期刊《科学》1924年第10卷2期（151-161页）的“南宋时代气候的揣测”，另一是1926年《科学汇刊》第3期1-12页的“Climatic Pulsations During Historic Time of China”（中国历史时代气候的波动）。1950年代末全球变暖已经开始受到注意，比如罗斯贝在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此问题。1961年1月26日病重中的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专门就20世纪的全球变暖问题发表文章于人民日报。稍后1961-1962年间竺老撰文《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1964年和毛泽东主席的交谈应该是促使竺老全力写就中国五千年来历史变迁的重要推动因素，因为在这次会见之后几个月他就开始和辛树帜讨论周代的梅究系何指，并在当年的11和12月份全力搜集资料，记下了6-7万字的笔记。之所以说是三四十年的积累，还包括他和宛敏渭先生关于物候学的研究当时已经成书出版，为从物候推测气候变迁做了准备。在文章改竣以后，竺老自记“真所谓手无缚鸡之力，岂特缚鸡，连缚纸之能力也没有了”，并于1年多以后去世。可见此文确为竺老生命之作。

　　谭季龙（其骧）四十年代曾为浙大史地系教授，是竺老同事和下属，非泛泛之交，竺老素知他不轻易赞扬他人，而谭的赞语“这篇文章功力之深，分量之重，实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无疑应属于世界名著之林”之诚非虚言，读竺老原文即可知道。竺老从考古材料、诗经、历代诗词、笔记等重重资料中，像福尔姆斯那样用科学的逻辑，绵密的推理，描绘出中国五千年气候的变迁，并与北欧和格陵兰的气候变化相印证，可谓博古通今，确如赵朴初所道，此文“非广问博学者所不能写”。

　　（2）准备、初稿和文献查阅

　　1961年4月11日（72岁）致函郭沫若，赠阅《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该文被光明日报于1961年4月 27、28日连载。正式论文发表于1962年的气象学报。
　　1964年2月6日（75岁）竺可桢与李四光、钱学森在中南海丰泽园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与三位讨论地球形成、煤与石油的生成、动植物的进化、无穷大与微观世界及正、反电子的辩证法、造山运动和冰川、地质时代气候变迁以及历史时代气候变迁等科学问题，广泛交谈长达三、四小时。次日送毛主席《历史时期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
　　1964年5月18日 致函辛树帜，讨论《诗经》中的梅究系何所指，此问题联系到周初气候是饶有兴趣的。又告据欧美人的研究，三千年前的气候比现在温和。
　　1964年7月8日 致函辛树帜，讨论我国汉代以前梅树的分布问题。
　　1964年11月1日－12月30日 为了撰写关于“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论文，在11、12两月间，大力搜集中国古籍中的有关记载与外国资料，将所得资料与数据逐日抄录在日记本中。记凡六七万字。
　　1965年11月28日（76岁）为罗马尼亚《火花报》撰写短文《关于五千年来历史上气候变迁问题》，并于1966年1月4日刊登于该报。（1965年当年竺可桢先生被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名誉院士。）
　　1966年6月8日 （77岁）着手写《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英文稿。 7月28日完成初稿。 8月12日完成修改稿。
　　1966年7月9日 致函罗鋈、张乃召，询20世纪以来太湖、鄱阳、洞庭和溪水淮河的结冰年代。
　　1967年1月7日  接到英国气象局H. H. Lamb 寄来的《地理杂志》，阅《1960年代的气候》一文，谈到气候变迁与湖面高低、太阳活动关系。
　　1967年1月9日 阅I.R. Tannehill 著《干旱，它的原因和结果》，其中有一章讲历史上的干旱，有一章谈气候是否在变迁。
　　1967年1月26日 乘公共汽车至情报所，阅Nature社论，又阅对《1750年以来大气环流的长期变动》的书评。在New Scientist上见《中国气候史》一文。
　　1967年2月2日 至情报所阅New Scientist，见一消息云去年11月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发生千年一遇的大水。
　　1967年2月7日 至情报所阅Science。
　　1967年2月9－13日阅《气候变迁－罗马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关于世界气候变迁的文章及K. N. Rao著《印度的气候变迁》等文。
　　1967年2月14日 至情报所阅Nature和Science，下午在家阅《印度史前期的气候变迁》，摘记有关气候变迁的内容。
　　1967年2月16日－3月3日 继续阅《气候变迁－罗马学术会议论文集》，并做大量笔记。
　　1967年2月28日 去情报所阅Geographical Journal和美国Geographical Review。在家阅J. Bjerknes关于大气与海洋关系中的气候变迁问题的文章，并摘记。
　　1967年3月9日（78岁）至情报所阅Nature，《日本气象学会会刊》，见斋藤直辅关于东亚夏季风文。
　　1967年3月21日 下午和晚间阅《用于古气候学的天文学方法》一文，谈到用天文观测来测定历史气候的变迁。
　　1967年4月11日 至情报所阅英国Science Journal所载G. Robin著《冰期起源》一文。据云近来在南极洲和格陵兰测定出冰川的温度，两处几万年来温度升降是相平行的；测出海洋气候下冰川时代以来雪线的上升，与大陆气候下不同。
　　1967年5月4日 赴情报所，由于电车改路线而乘错车，花一小时零五分钟才到。阅Nature和New Scientist。在家阅《日本气象》载山本武夫著《庆应明治时代的日本气候》文，得知得知日本自1938年以来冬天平均气温大大增高了，夏天气温只稍有增高。阅《北游录杂录》，记有中国清初的物候。
　　1967年5月9日 至中关村中科院图书馆阅Scientific American。
　　1967年5月23日，6月1日、8日、15日、13日，8月3日，9月12 日各日 至情报所阅文献。
　　1967年10月19日 至情报所在New Scientist上见到法国极地研究所在格陵兰测量冰川移动的文章。
　　1967年12月14日 至情报所阅U.S. Science News, 内有报导南极近一百多年来气候变迁的文章《南极比长远以前更暖》，还阅了《格陵兰的灾难性气候》与《农业的新形式》文。
　　1968年1月4日 ，2月8日 至情报所阅Science（1月4日）和 Nature（2月8日）。
　　1968年2月24日 在家整理书籍，查得关于气候变迁的若干文章。阅关于西伯利亚气候变迁文，有不少材料可作参考。
　　1968年2月27日 至情报所阅Scientific American中《地球的形状》一文。
　　1968年3月19日 （79岁）到情报所阅New Scientist。
　　1968年4月2日 至情报所阅Science News。
　　1968年5月21日，7月9日，9月26日，10月29日 至情报所阅读Science、Nature等刊。
　　1969年1月7日 至情报所阅Nature。
　　1969年6月9日（80岁），6月12日 至情报所阅文献。是年， 去情报所共计14次。
　　1970年2月26日 （81岁） 黄宁而带来从情报所代借的期刊5本，其中一本Science上有近两年来的气候变迁的文章，很有兴趣。

6.  竺可桢毕生之力论变迁 （下）

　　（3）发表
　　1972年2月26日 将1966年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英文稿寄给考古所所长夏鼐，预备将译文登第三期《考古》学报。
　　1972年2月27日－3月20日 修改辛树帜寄来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英文稿中译。27日开始修改，3月20日改竣。
　　1972日3月2日 据竺老日记，总算尽力抽出时间改稿，但也只能改三、四页。因为译文不适于中国读者，译得死板，所以改得很费力。总共只改好17页，占原文三分之一。
　　1972年3月8日 （83岁）身体原因，改稿进展极缓慢。决定要姚竺绍来协助抄写。
　　1972年3月14日 气候变迁文愈改愈长，看来要超出2万字。整天做小注，很费力。
　　1972年3月16日 将全文交姚竺绍抄好，可交《考古学报》，如释大负。记“这是我四十多年来精力集中一个题目，今天总算全工告成了。”“这次写文最大心得是觉得文字上所载的物候是可靠的。……再加上和格陵兰岛上冰的温度二者相合，信心更增强。”
　　1972年3月19日 身体每况愈下，感到自己“真所谓手无缚鸡之力，岂特缚鸡，连缚纸之能力也没有了。”
　　1972年3月20日 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图补上，全文改竣，前后花了三周时间。
　　1972年4月10日 考古所黄展岳带来《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原稿，并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许多是原文缮写错误或年代不清之处。竺老允周内交还。
　　1972年4月17日 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稿改竣，交《考古学报》发表。
　　1972年9月10日 重阅并改修《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文。竺老称该文是尽毕生之作，自叹谓“80多年的生命只能做出这样一点成绩，实在太可怜了。”
　　1972年11月11日 将《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文稿送与赵朴初，赵告看得很有兴趣，以为此文“非广问博学者所不能写”。
　　1972年12月22日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发表于复刊的《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该文将中国近五千年来分为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与仪器观测时期，对中国的气候变迁作了探讨，并和挪威雪线和格陵兰冰芯温度作比较，开创了我国历史气候的研究。美、苏、英、日等国学者竞相介绍、转载或长篇引用。

　　（4）反响
　　1972年12月23日 将《五千年变迁》单行本送施雅风、辛树帜和赵朴初等。
　　1972年 谢觉民氏撰《竺可桢与中国气候变化》一文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地理杂志》，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
　　1973年2月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转载于复刊的《中国科学》第2期。其缩写文后刊于《人民日报》、《地理知识》等。先后刊印11种版本。在《中国建设》上以德、英、法、俄、阿拉伯等语种刊出；日文稿刊于《人民中国》；世界语稿刊于《人民中国报导》。
　　1973年 4月24日 （84岁）《五千年变迁》发表后引起广泛重视和反响，许多人争相阅读，出乎竺老的意料。
　　1973年5月5日 索《五千年变迁》文者不断，好评如潮。黄秉维、施雅风、赵松乔、宛敏渭、南大朱炳海、历史所胡厚宣、杭大徐规等来函告之纷纷争相传阅的情况，认为是“一篇重要著作，深为佩服”，“几十年心得总结，发明创见博大精深，可谓不朽之作。”也受到雷洁琼、赵朴初等的重视与称赞。
　　1973年5月23日 接日本京都大学藪内清一函，因见《五千年变迁》一文，表明尚能精励工作，足徵健康。并邀出席学术会议。竺老即复函送《五千年变迁》文，告之因年老多病，不能前往参会。
　　1973年5月26日 接谭其骧函，说对气候变迁文每读一遍都觉得这篇文章功力之深，分量之重，实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无疑应属于世界名著之林。竺老记“他估价如此之高使我惊奇。因他不是泛泛之交，也不是肯随便称道人的，当然这篇文章也是尽了毕生之力，积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写出来的。所以人家估价那么高似乎不是偶然碰巧的事。”
　　1973年5月27日 参加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的会见。周总理希望竺老对《五千年变迁》一文有一个通俗的说明，作一简单的解释。
　　1973年5月27日 让秘书通知大气物理所、气象局和地理所气候室指派有关人员，于周五来寓谈气候变迁问题，并请郁文参加。
　　1973年6月7日 约大气物理所叶笃正、杨鉴初等来谈近来气候异常问题。
　　1973年6月10日 沈文雄来谈及中央气象局索要60本《五千年变迁》文，需要二千本发给各台站作为学习资料。竺老记“这篇文受人重视为我初料所不及。”
　　1973年12月14日 Nature 第246卷5433期“News and Views”栏目刊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的摘要，题为《Climatic Chang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5000 Years》。约是年，日本气象学家吉野正敏看到《五千年变迁》一文后，评价：“在气候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1974年1月6日 杭州大学夏承焘来函，因见《五千年变迁》一文，特赠词一首。词云：“花港何时迎钓舩，只桥如画晓莺天，老人星下地行仙。 待唤老逋同语笑，并呼野鹤陶风烟，梅花消息五千年。”下有注云，10年前在京晤谈柳永《老人星词》，顷奉读新著五千年气候考云云。
　　1974年2月7日 凌晨4时35分，在北京医院停止呼吸。

参考文献
叶笃正, 1989, 怀念我的老师赵九章先生, 中国科学院院刊, 第3期，280-282页.
李玉海编,2010,  竺可桢年谱简编，气象出版社，230页。

 中山大学　吕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