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12年12月17日14時14分,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陶詩言病逝於北京,享年95歲。」;「2012年12月23日,氣象各界在北京八寶山,為陶詩言院士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民國101年12月25日中午,中國文化大學在大恩館12樓會議室,為該校名譽理學博士陶詩言院士,舉行辭世追思會;張鏡湖董事長親自講述陶詩言院士生平事蹟。」
為何陶詩言會受到兩岸氣象界如此的高度重視?可由其生平與成就知其端倪。
生平經歷
民國8(1919)年8月12日,陶詩言出生於浙江嘉興一個中學老師的家庭,年青時陶詩言熱愛體育運動,是學校出色的足球隊員。抗戰爆發之後,民國27(1938)年陶詩言離開家鄉,隻身前往大後方,考上遷校到重慶的中央大學水利系,由於當年在後撤過程中,一路受盡惡劣天氣之苦,使他第二年轉學到與「水」關係密切的地理系「氣象專業」,民國31(1942)年從中央大學畢業,他和同班同學顧震潮、黃士松,對1949年之後的大陸氣象界非常有貢獻。晚年在接受「華風影視集團」錄影訪問時,陶詩言對當年的轉系決定所說的話是「也許我矇對了」。陶詩言畢業後被留在系上當助教,民國33(1944)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的趙九章代所長來校徵才,從此陶詩言轉到中研院工作,再經「中國科學院」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氣物理研究所時期,陶詩言在中國的最高研究機構,服務長達68年(1944-2012),連同學習階段,其氣象生涯超過70年,非常了不起!
1949年10月1日共產黨的「新中國」成立,中共並沒像將中央研究院以改稱為中國科學院承接,而是另成立新的「軍委氣象局」替代原國府的中央氣象局,由原中大氣象教授涂長望出任首任局長。第二年韓戰(抗美援朝)爆發,因氣象對戰爭有很大的影響力,在中科院支援下,於軍委氣象局內(附近的五塔寺),建立「聯合天氣分析預報中心(聯心、1950-1955)」,陶詩言出任副主任。這五年實際作業所累積之經驗及撰寫的研究論文,陶詩言說,是他建立被認為是「中國天氣學權威」及「與作業單位維持特別良好關係」的主要原因,因為他的名聲不是建立在科學院,而主要是發跡在氣象作業界。因而中國氣象局的「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一直聘任他為院士之一,出席指導各種重要的天氣會商,其權威性可見一斑,也是這次受到各省及地方氣象局的悼念的原因。
自1956年起,陶詩言任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之後的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同年並獲「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1980-1984年任大氣物理研究所副所長、代所長,文革之後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4年改稱「院士」),當年被選上的氣象院士還有:葉篤正、謝義炳、高由禧、程純樞、曾慶存等六位。1986-1990獲選為大陸中國氣象學會第21屆理事長,1978-2005長期擔任中科院大氣所學術委員會主任,1978-1992則為大陸第五、六、七屆的「全國政協委員」,此外陶詩言還擔任國內、外的各種主任、委員、代表、顧問、主席等職務,有些雖是榮譽職,但大部分還是長期借重陶老的專業知識,出席會議提供具體建言,所累積之不朽貢獻。
在所有參與工作當中,1965年到1974年間「兩彈一星」實驗期,多次為「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的試爆、發射,提供精確的「氣象保障」服務,陶詩言因而榮獲個人的一等功、二等功及多次集體一等功獎勵;此一高度保密任務讓他未受文化大革命波及。文革之後迎來「科學的春天」,陶因而於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1987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92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96年獲香港「何梁何利」基金會的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在各項科學研究中,陶氏的亞洲季風,長江梅雨都是國際著名之作,其論文經常為包括文大董事長張教授鏡湖博士在內的學者所引用,2007年受到劉兆漢與李羅權兩位中研院院士之推薦,獲頒中國文化大學榮譽理學博士學位。當時遵醫囑不適遠行,張董事長與李天任校長,以及理學院長兼地學所所長劉廣英,特專程到大物所頒受學位證書,實為難得之創舉。
學術成就及影響
在錢偉長院士的推動下,大陸科學出版社2011年正式出版全套的「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概覽」,單單「地學卷」就有六大冊,大氣科學分冊所選的氣象學家共30位,「陶詩言」院士部分,由他的學生丁一匯、衛捷負責撰寫,他們詳閱陶老著作及事蹟,在他所奉獻的「天氣學、氣候學、衛星氣象學、中尺度動力氣象學、大氣污染氣象及大氣環境」等專業領域,陶詩言有他的創見性理論觀點,並開創新領域的研究及應用,在主要科學研究成就方面,歸納為七項:
(一)東亞寒潮爆發與路徑;
(二)亞洲大氣環流的季節突變;
(三)中國的梅雨;
(四)中國衛星氣象學的研究及其應用;
(五)暴雨發生機制和預報方法;
(六)東亞季風理論與預測方法;
(七)災害天氣氣候機理和預測。
陶詩言也是一位把「氣象研究與氣象業務」有機結合在一起,重視從實踐業務研究,主張「提出問題、提供素材、牽引發展」,堅持科研成果要為氣象業務所用,堅持「唯實」學風的科學家。其學術思想及影響可歸為四點:
(一)瞄準國際氣象科學前沿,引領學科發展;
(二)始終以國家重大需求作為研究主軸與方向;
(三)科研成果要為氣象業務所用,為國防建設和氣象事業現代化作貢獻;
(四)學風正派,淡泊名利,堪為楷模。
陶詩言非常感謝趙九章所長,當年對他嚴格扎實的關注與訓練。早在民國38(1949)年5月所出版的「氣象學報」第20卷,所刊出的13篇氣象論文當中,陶詩言獨撰2篇、合寫1篇為數最多;20世紀60年代日本「氣象紀要」雜誌有一期,其中半數以上刊登陶詩言的學術論文;就諸多中國當代天氣預報的理論和方法及相關課題研究,陶詩言所發表的科學論文達120餘篇;專著10本,其中「中國之暴雨」堪稱代表作,另為慶祝陶老80華誕,學界門生們所編撰的「東亞季風和中國暴雨」,也是總結了解陶詩言的學術成就及影響代表作之一。
兩岸氣象科技交流先河
大陸的中國氣象學會在紀念陶老的專文中,稱贊陶詩言是「兩岸氣象科技交流先河」,這的確不假。
大陸在1978年確立「改革開放」政策,當年召開全國科技大會、全面恢復高考(大學入學考試)、派遣資深人員出國留學、…等等措施。所以當WMO主席菲律賓氣象局長Kintana,願利用「颱風實驗計畫:TOPEX」會議為兩岸牽線。1982年11月20-24日在馬尼拉,兩岸氣象局長(吳宗堯、鄒競蒙)都出席,陶詩言是大陸代表之一,陶老說:「因為台灣五位代表中,王崇岳早年在大陸中央大學畢業,張隆男是現在中大大氣物理(大陸的氣象)系主任,算是中大的校友,所以他臨時加入的。」當時我方政府是「三不政策」,後來與會的王時鼎的回憶專文提及,菲方安排王崇岳教授坐在鄒競蒙旁邊、陶詩言代所長坐在吳宗堯旁邊,吳與鄒則一直沒有正式的對話,但兩岸氣象已有第一次的交流;1984和1986年又在馬尼拉開過兩次,這兩次的團長由雙方的副局長擔任,他們就自由自在多了,雖「公交」要看政府政策,但「私交」則已請託對方代探訪家人了。
1987年底作為大陸氣象學會的理事長,陶詩言給香港天文台岑柏台長一封信函,提及:「近些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台灣當局開放到大陸探親,海峽兩岸的氣象學者常常會在國際學術交流的場合中見面接觸。因此,包括外籍華裔科學家在內的許多學者建議,召開有兩岸氣象學者包括國際華裔氣象學者參加的學術討論會,以推動海峽兩岸的氣象科技交流。大家普遍認為香港是辦這樣會議的實當地點,可否由香港天文台來組織辦這個會議。」這是陶詩言私人給好友的建議,1988年初,信件由香港有關當局轉到北京政府,曾經引起一段風波,好在國家氣象局鄒競蒙局長非常支持。美方由NCAR出面,大陸方面由氣象學會組織、台灣方面由蔡清彥教授全面推動,吳宗堯局長幕後支持,具體由各方都很熟習的張智北教授出面穿梭交涉,正式會議定在1989年7月6-8日在香港大學舉行。沒想到89年春季北京爆發嚴重的政治風暴,經過張教授棄而不捨的努力追蹤協調,「東亞及西太平洋氣象與氣候國際會議」如期在香港召開,而讓這兩岸氣象交流的研討會,成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時」破天荒,准許的唯一一個大陸科學家參加的海外活動。總共有72位氣象和海洋學者出席,美籍華裔14位、台灣19位、大陸由陶詩言擔任團長共21位,全程以中文發表,是兩岸分離40年來第一次。有關這次得來不易的交流,張智北教授和彭光宜秘書長,多年事後才有詳細的回憶文刊登出來;1992年在香港召開第二屆會議時,在雙方代表交流溝通,與兩位領隊同意下,闢室商討會議後序發展,大家的共識是應移回臺北或北京召開。後來決定先在臺灣舉辦。隨後有1996年在中壢中央大學之第三屆與1999年在杭州之第四屆。後來兩岸氣象交流漸增,該會議隨轉化為以雙方氣象局為主體的交流。香港方面也因此正式組織了氣象學會,香港氣象界並以「氣象學會」的名義,於民國98(2009)底才正式來台訪問。
1992年第二屆的香港會議,除完成兩岸「氣象學術期刊交換」的交流,也為兩岸共同慶祝「氣象學會創會70周年紀念」達成共識。民國83(1994)年3月22-26日,大陸氣象學會正式組團,在團長陶詩言院士率領下抵台,參加緊接著七十周年紀念大會後的「海峽兩岸天氣與氣候學術研討會」,在會後綜合討論上,陶院士特別介紹未來幾年,大陸方面要推動的主要國際研究計畫,其中重要的IOP都訂在1998年,他覺得我們如果TAMEX有個子計畫,也可相互配合。後來台灣實際也參與國際間,大規模的南海季風實驗(SCSMEX)。有關這第一次大陸代表團來台參訪,學會的會刊和大陸的彭光宜秘書長,都有詳細紀錄留存。當年10月5-9日台灣代表團在陳泰然理事長率領下,第一次到北京以同樣方式參加研討會。2004年配合氣象學會八十周年慶,劉廣英理事長帶隊到北京延慶的大城堡參加兩岸研討會,陶詩言特由北京趕來參加,並回顧從1982年起他參與的兩岸交流。自此之後,包括民航氣象在內,海峽兩岸之間的氣象交流,就非常地常態化,我中央氣象局與大陸中國氣象局專業人員已由研討會,進入實務互動,特別是「直航」之後,兩岸航空氣象人員,已能直接到對方的航空氣象單位,相互實習觀摩見學。
與臺灣的特殊關係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分裂60多年,自民國76年11月2日起方得不管「先來後到」,都可以回去探望家人或尋根。在此之前,大陸人民只要「有台灣關係」,可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連從國外留學因愛國而回去「建設新中國」者,都不能逃脫制裁,包括後來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勳章的學者專家也不例外,氣象界唯一得勳章的趙九章(1955年和涂長望一起獲選為院士),和南京大學氣象系的徐爾灝系主任,下場都很不幸;北大李憲之是位「被掛了起來的人」,大氣所葉篤正曾寫下「我不是特務」,…,太多太多的學者專家都不能幸免。但是陶詩言很意外,在著名的大陸氣象學者當中,他是與台灣關係最密切的研究員;除保密得當不敢聯絡外,這主要是得利於1965-1974年間,他參與「兩彈一星」的氣象保障服務,加上他不曾出國留學,使他成為所謂「逍遙派」,沒有受到紅衛兵的任何為難,以後還領導和空軍的一批氣象人員,在1970年代後期,首先發展大陸衛星氣象學的「接收、研究及應用」系統。
「狂飆期」過後的1982年,在馬尼拉,陶詩言向台灣代表團表達,請代向「空軍氣象大老:劉衍淮、朱文榮、陸鴻圖及鄭子政諸先生問候之意」;他還告訴王時鼎:「抗戰時,他原擬也進入空軍,但當時的空軍氣象總隊長陸鴻圖,勸他還是待在中央研究院為好。」他父親(陶傳鼎)和劉衍淮是空軍的同事,由於氣象研究所不搬遷、妹妹還在大陸,陶詩言就留了下來,並北上北京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至過逝為止。而他的父母、兄弟一家人都來到台灣。王時鼎返台之後,立即透過浙江同鄉會尋找,很快為這分離的一家人聯絡上;1994(民國83)年大陸代表團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陶詩言對接待的葉文欽說:「明(3月25日)天到中大和民航局的參訪,請丁一匯帶團,我就不去了,因為我必須去為父母、大哥上墳,也探望大嫂,並和子姪們見面。」
正式開放探親之後,他的同鄉戚啟勳最早回浙江探親,並北上北京拜會氣象界的老朋友們,他還帶回很多氣象專著,推薦明文書局出「繁體字版」,其中有一本就是陶詩言的「中國氣候新論」。民國96(2007)年3月,中國文化大學特授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以表彰陶詩言院士在學術研究及業務成就的貢獻。
哲人已駕黃鶴去,獨留追思在塵寰。在此謹祝陶老一本「瞄準國際氣象科學前沿,引領學科發展」宿願,繼續引領氣象學科發展。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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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泰然、陶詩言等(1994):「海峽兩岸氣象學術交流」及研討會後綜合討論記實,中華民國氣象學會刊第35期第2號,第47-56頁。
張智北(2007):海峽兩岸氣象交流:十八年前破冰的回憶,中華民國氣象學會刊第48期,第1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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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Jen-Hu, 1967:The Indian Summer Monsoo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USA.
Chang, Jen-Hu, 1971:The Chinese Monsoo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USA.
Google(2012):有關「陶詩言院士」網頁搜尋之相關各種信息資料。